内容提要

该书采用实证性、动态性、前瞻性强的科学研究方法，对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综合性很强的研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的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构想、定量模型、实施方针和具体对策，在揭示中外第三产业发展的定量规律、建立第三产业经济运行数学模型方面取得了突破, 对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我国发展第三产业的科学决策将产生积极影响。

                       主 编 简 介

李江帆  1951年生于广东台山。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会长。1976年在广东师范学院政史系毕业。1982年在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历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讲师（1983）、副教授（1986）、硕士生导师（1987）、教授（1991）、博士生导师（1997），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6－2001），“211工程”经济学重点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1998－)，广东省高校政治经济学重点学科带头人（1993－），广东省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委员、广东中青年经济研究会第一、二届会长。2001年4月调入中山大学任教。1989-1990年在英国雷丁大学、剑桥大学任高级访问学者。199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任高级访问学者。2003、2005年两次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任访问研究员。1980-2004年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300篇，书 4本，共328万字，获全国性和省级学术奖20项。专著《第三产业经济学》于1991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1992年应国务院秘书长邀请，赴中南海商讨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大计，研究成果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采用。1992年被评为广东省突出贡献专家、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为广东省（12位）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1996年被选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 （省级）跨世纪优秀人才。2002年获中山大学宝钢优秀教师奖。2004年起任中山大学“985工程”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 

前  言

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使世界第三产业呈现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国第三产业比重都在增大；经济越发达、居民越富裕，第三产业的比重就越高。第三产业的兴旺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6个成员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在1870年仅为23.7%，到1976年已提高到55.6%。2001年世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67.7%，在高收入国家高达70.7％。2003年中高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61.1%，中等收入国家为51.5%，低收入国家为50.2%。第三产业成为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产业部门。

改革开放前，我国第三产业长期发展缓慢，比重偏低。从纵向看, 1952－1980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增加4个百分点; 产值比重由27.9%下降到21.4%。从横向看,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在1980年仅为13%，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26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106位；产值比重在1982年为22%，在9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倒数第2位。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主要受3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经济理论偏差：把服务部门看成不创造社会财富的非生产部门,把其比重增大看作帝国主义腐朽性和寄生性的突出表现。没有正确认识“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的非物质生产劳动者比重增大的趋势，必然为各个社会所共有，而不是行将灭亡的社会经济形态独有的特征”，“非物质生产劳动者逐趋增多，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而且是过去、现在和今后整个世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①]，导致在实践中对“非生产部门”的歧视，使第三产业资源投入受阻,发展被遏制。二是发展战略偏差：在工农业已有较大发展的时候，没有及时把第三产业的发展列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四个现代化”只把工农业现代化列入议事日程，忽略了第三产业现代化及其发展。三是政策失误：长期实行服务低价制，损害了服务业的利益,把不少服务活动当作资本主义因素来批，挫伤了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1984年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针，1992年作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还存在着总量不足、比重偏低、结构性失衡、服务领域狭小、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有5点：一是体制问题。 在体制转轨中，不少服务领域执法不严，或无法可依，行业管理松弛，使服务市场混乱。二是供给问题。在短缺经济基本结束的形势下，服务业对服务需求的变动缺乏预见性，开拓经济增长点的创新能力弱。三是垄断问题。垄断严重的服务行业，价格高、质量次、效率低。四是投入问题。资本、管理、技术、信息要素对第三产业的投入不足。五是认识问题。对发展第三产业的认识不足，经验也不足。

时至今日，不少决策者对第三产业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的传统观念还未完全扭转。一些城市的管理者囿于旧时代国民经济主要由工农业推动的体验，认为工业发展了，第三产业自然就会上去，无须花大力气抓第三产业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对第三产业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将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率先超越第二产业, 成为GDP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的远景缺乏预见性，在第三产业日趋增长，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还把“工业立市”当作经济发展的唯一战略，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战略目标，要求各级干部“一心一意抓工业”，做“工业书记、工业市长、工业镇长、工业村长”，把第三产业发展完全抛于经济发展战略之外。一些地方政府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理解成大上工业项目，片面强调工业而忽视第三产业，不顾需要与可能，把大上快上制造业当作工业化的“政绩”。一些学者对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产业高级化趋势心存疑虑，对近年我国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的现象忧心忡忡，斥之为“产业空心化”。一些人不了解第三产业不仅提供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生活资料——服务消费品，而且生产提高国民经济效率的生产要素——服务型生产资料，把发展第三产业理解成只是搞商贸、旅游业。一些人不尊重第三产业特性及其特殊发展规律，热衷于以跟风头、赶浪潮、靠克隆、搞运动的方式发展第三产业，大搞服务项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助长了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失衡。凡此种种，反映了对第三产业发展理论研究和普及工作的不足，也给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分析能力提出了挑战。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根据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可以预料，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将是国民经济软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消费结构上将表现为实物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消费比重上升；在产业结构上将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升后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为了揭示第三产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纠正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偏差、解决现实问题、化解深层矛盾，引导和推进第三产业在健康发展轨道上发展，很有必要对第三产业发展作系统研究探索。这正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考虑到我国现有的第三产业发展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第三产业分行业的“条条”分析或“拼盘”式研究，或都分析第三产业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对策，为避免分析思路和研究结构雷同，本书着重从产业层面对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作综合研究，以第三产业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从第三产业的供给、需求、结构、区域、时序、政策、制度和总需求等九个方面，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作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中外第三产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

全书共分九篇，围绕着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这一主线展开研究。第一篇研究第三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从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第三产业的产业性质、评估依据、衡量指标、战略地位、内部结构的升级趋势、新型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发展等方面，对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作概要性分析，为全书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篇从第三产业生产函数和增长模型、中国第三产业增长态势、生产函数、增长供给因素和增长特征、中国第三产业增长的供给因素等方面，研究影响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供给因素。第三篇从需求与第三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需求因素对中国第三产业增长的作用、中国第三产业增长需求因素等方面，研究影响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需求因素。第四篇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演变趋势、中国第三产业就业结构演变与就业增长、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等方面，揭示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特征、发展趋势、优化目标和对策。第五篇从第三产业区域发展的基本理论、中国第三产业区域发展状况、三大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问题和原因等方面，研究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区域发展。第六篇从第三产业发展的时序性、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时序特征、中国第三产业时序发展趋势与对策等方面，研究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时序, 包括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发展序列中的时序,以及第三产业内部分支服务部门的发展时序。第七篇从第三产业政策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第三产业政策的作用、中国第三产业政策的选择与实施等方面，研究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政策。第八篇从经济市场化与第三产业的制度安排、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市场深化下的中国第三产业制度选择等方面，研究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中的制度建设。第九篇从第三产业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的特点及其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中国外贸进出口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研究中国第三产业总需求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及政策。

本书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借助电子计算机，用TSP、SPSS、投入产出分析等定量分析软件，通过系统分析人均GDP、产值、就业、投资、收入、消费、人口、工业化水平、产业增长速度等经济变量与中外第三产业发展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探讨有关经济变量影响第三产业及其内部结构的方向、程度及其函数关系，建立第三产业发展模型，揭示第三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特性对一般模型的影响，引进一般模型来评价、预测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依据对此所作规范分析的价值判断，提出相应发展对策。

本书使用了大量统计数据分析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使分析严谨，避免产生误解或歧义，需要对本书文献资料、统计数据及统计口径作如下说明：

1．第三产业（tertiary industry）与（广义）服务业（service sector）是同一对象的两个不同讲法，内涵与外延完全相同，可当作同义词使用。前者常与第一产业（primary industry）、第二产业（secondary industry）对称；后者常与农业（agriculture）、工业（manufacturing）对称。尽管近年我国政府文件常以服务业概念代替第三产业概念，但中国统计年鉴迄今只有第三产业概念而无服务业概念，外国统计年鉴则反之。

2．本书涉及的全国性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3．《中国统计年鉴》不少术语虽然经常变动，但所指的为同一对象，可以通用，不必强求一律。如统计项目“通信业”在1985年前为“邮电”，在1985年的第三产业划分（沿用到2003年）中称“邮电通讯业”，1986～1993年称“邮电通讯业”，1994年后称“邮电通信业”。其实，通讯和通信是同一对象（communication）的两种并无多少本质区别的说法，可以通用。不过，如不明底里，就可能把研究者对不同时期统计年鉴的术语的如实引用，误以为用词不规范。

4．中外第三产业统计体系存在着很多差异，不少术语统计口径不完全相同，不能直接套用，只能按求同存异的原则作大致比较。如外国统计年鉴的“不动产”与中国统计年鉴的“房地产”概念最接近，但不等同。中国的“房地产”包括住房出租业，而“不动产”不包括租赁业。外国分期付款期满前的不动产产权属于银行，与银行资产融合在一起，故统计年鉴常把“金融、保险、不动产、租赁业（Finance, insurance, real estate, rental, and leasing）”合并为不可分拆的一个大项。中国统计则把金融保险与房地产单列统计。这就使有关项目的中外比较有一定的困难。

5．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参考借鉴了不少中外文献资料。对于直接引用的，以脚注方式直接标明出处。对于间接和综合性引用而不便逐一标明出处的，在书末参考文献中标明。

6．每年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是上年统计数据：分省数据通常滞后一年，而全国汇总数据常常滞后两年。因此《中国统计年鉴2004》是本书定稿时所能得到的最新统计年鉴，2003年数据则是本书所能得到的最新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