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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与“数字鸿沟”


时间:2005-02-20 23:46:02来源: 作者: 点击:

新经济与“数字鸿沟”

张启人
(广东工业大学,广州510090)

  [摘 要] 来自8国集团(G-8)冲绳会议提出的新概念,所谓“数字鸿沟”,一年来引动一场全球大讨论。冲绳的结论,即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源在于信息化水平悬殊造成的“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富悬殊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通过系统思考初步回答上述问题是本文的一个目的。
  [关键词] 信息化 数字鸿沟 科教兴国

前言

  江泽民总书记2000年11月16日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文莱非正式会晤时发表的讲话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数字鸿沟’的出现和不断扩大,使得南北发展差距有增无减,世界经济有可能因此而出现新的失衡。”那么,“数字鸿沟”这一新概念从何而来?尽管这个名词本身早已出现在某些科技文献里了。

  2000年7月,8国集团首脑在日本冲绳县名护市万国津梁馆举行会议期间发表了耐人寻味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一般报刊常简作《IT宪章》。《IT宪章》的中心思想是:为了遏制当今世界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间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 缩小乃至消除信息技术差距是唯一可供选择的灵丹妙药。《IT宪章》共分5部分,即前言、利用IT提供的机会、消除信息差别、推动全球参与和未来的途径。《IT宪章》中提议:
  1) 努力促进市场条件发展,使之有利于提供价格适当的通讯服务和其他机会;
  2) 探索提供公共电脑通讯设施服务等各种服务途径;
  3) 努力改善网络接入方式,在信息基础设施欠发达的地区尤其如此;
  4) 鼓励“无故障”、“方便使用者”技术的发展,因特网无线接入服务(WAP)之类;
  5) 重视老弱对信息产品的需求,积极协助他们利用信息技术。

  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IT宪章》中承诺要组建一个级别较高的特别工作组来协调和促进如下一些工作:
  1) 制定政策和管理设施,促使企业投资信息技术。促进教育、保健、文化等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对支持信息技术的开发银行给予政策优惠;
  2) 改善信息基础设施。通过政府、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的广泛合作加大投入,鼓励应用与发展中国家水平相适应的设备和技术;
  3) 培养人才。支持信息技术基础教育和专门人才培养。

  会上,作为积极倡导消除“数字鸿沟”国家之一的日本表示要慷慨解囊150亿美元支援上述工作,但其他几国则噤若寒蝉。

  在冲绳峰会开会前的7月初,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高级特别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克服信息技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会上透露联合国已制定规划,最迟到2004年。

  2001年1月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题之一是“如何缩小全球贫富差距”,而许多与会者认为“贫富悬殊”的根源乃是“数字鸿沟”。在年度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6]的主题是“向贫困宣战”,其中把信息技术差距作为发展中国家失去“机会”的主要原因之一。2001年5月中,联合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以“援助最不发达国家”为主题的会议。会上对目前49个最不发达国家如何“脱贫”开出的“良方”就是“缩小数字技术差距”。6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表《人类发展报告》[5],用数字说明各国人文发展中信息技术差距的严重程度。看来,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不论是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之间,还是一国国内先进地区与后进地区之间,“越贫穷,信息技术越落后”。

  有人认为,这是“卡车换猪肉”的历史重演[7];穷国首先要解决食物、住房、电力、电话,侈谈电脑简直是伪善[10];[12]则干脆说是一种欺骗。[13]的长篇大论是为缩小“数字鸿沟”鸣锣开道的鼓吹者,但文章没有论及“鸿沟”与“贫穷”的因果关系,在所提缩小我国“数字鸿沟”的8条建议中,居然对于短缺的建设资金、匮乏的科技投入、奇缺的高级IT人才和贫瘠的信息资源讳莫如深。

  本文试图论及贫富差距与“数字鸿沟”之间的关系。在充分肯定“数字鸿沟”客观存在的前提下,探讨既缩小“数字鸿沟”,更缩小“贫富差距”的“双缩途径”。

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

  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谈到经济全球化时已着重指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年30:1扩大到74:1。事实上:
  1)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5的重债穷国,收入总额占全世界总收入的百分比,1960年尚有2.3%,而目前已降至1.4%。全球最富的1/5发达经济的人口收入总额所占比率,则从70%上升为86%。
  2) 1997年350位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亿万富翁,财产总和占全球当年总收入的45%。全世界200位富翁从全年资产收益拿出1%就足够全世界多达2.3亿失学适龄儿童普及义务教育。

数字鸿沟”在因特网上聚焦

  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由于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突飞猛进而形成了所谓三高两低的新经济(高经济增长率、高就业率、高劳动生产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低或无财政赤字)。美国专利与商标办公室(USPTO)统计,1992年至1999年,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专利申请占总申请量31%,且几乎年均增加20%。特别自1995年起,ICT专利申请呈指数式飚升[2]。在ICT专利申请中,超过80%的专利申请与因特网网络技术有关。由于因特网在发达经济中的普及,OECD认为至少在企业重组、技术创新活动和提高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例如为农业提供快捷的市场价格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降低了对蓝图的需要、制造业显著减少了采购成本和扩大了营销渠道[2]。几年来,计算机芯片价格因而下降了约2倍频带宽度价格下降了约3倍,因特网建网价格亦随之降低。

  因特网给发达国家带来的高效能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
  1) 商业银行平均每一笔交易所花费的成本已从传统方式的1.07美元降到0.01美元,即降低了100多倍!。
2) OECD各国信息处理费用的下降趋势尤其明显,如表1所示。
表1 OECD 29国平均信息处理费用下降的情况(美元)
1970 1999
1兆赫信息处理费用 7,601 0.17
1兆位信息存储费用 5,257 0.17
1万亿位信息传递处理费用 150,000 0.12
据:WWW.OECD.ORG/OEDIDIRECT

  于是因特网经济或网络经济在发达国家、特别在提出新经济概念的美国得到蓬勃发展。这不但反映在因特网的“数字鸿沟”出现了和拉大了,而且在整个信息技术领域和信息化水平方面出现的沟壑也在扩大。

  从地域上因特网的发展的显著差异看出南北间的鸿沟之大。例如从表2可以看出,发达地区因特网主页数几乎是发展中地区的50倍!若直接按OECD和非OECD各国的因特网主页数,则差距近100倍(图6)。

表2 因特网主页数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每100户家庭的因特网主页数)
10/1997 10/1998 10/1999 10/2000
北美 46.28 69.74 116.41 168.68
欧洲 26.81 34.76 43.84 59.16
大洋州 6.13 9.45 13.41 20.22
拉丁美洲 0.48 0.91 1.67 2.53
亚洲 0.53 0.87 1.28 1.96
非洲 0.17 0.21 0.28 0.31
据:Netsizer(www.netsizer.com)图6 包含所有发达国家的OECD各国所据有的因特网网站远多于发展中(非OECD)各国

  另一方面,用于通信的手段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见图7)。我们不能因为电话普及率提高了,就自我陶醉地以为消除鸿沟已为期不远。数字鸿沟更多地表现在因特网普及率。表3给出的数字鸿沟最能说明发展中地区的信息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瞠手其后。

表3 全球因特网用户分布(占人口的百分比)
1998 2000
美国 26.3 54.3
高收入OECD(美国除外) 6.9 28.2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0.8 3.2
东亚与太平洋 0.5 2.3
东欧和独联体 0.8 3.9
阿拉伯国家 0.2 0.6
撒哈拉以南非洲 0.1 0.4
南亚 0.04 0.4
全世界 2.4 6.7
高收入OECD人口占全球 14%
因特网用户占全球 88% 79%
据:[5]

  目前(2001年8月),全球因特网用户已超过4亿,60%集中在北美,其中美国已达1.46亿。5月,日本发表的《2001年信息化白皮书》中反映,到2000年11月,韩国已有因特网用户164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34.55%,香港有350万人,占48.69%;新加坡190万人,占44.58%;我国台湾有640万人,占28.84%[14]。作为比较,我国大陆到2001年6月底共有网民2650万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2%。

  据去年年中统计[11],全球收入最高的1/5人口中,因特网网民有93%,而收入最低的1/5人口,网民仅有0.2%。芬兰上网主机数超过西半球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美国纽约曼哈顿大财团区的电话机比整个非洲还多。

  按李晓东博士[1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5]等的观点,“数字鸿沟”也表现在一国之内,而不一定非要一股劲盯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在美国、英国也存在“国内鸿沟”。例如按[5]的观点,国内鸿沟表现在4方面:
  1* 地域条件—在中国,15个后进省的人口6亿,仅有400万用户;上海、
北京等人口2700万,却有500万网民。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集中了80%的网民。印度有140万网民,但130万以上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5个邦:德里、卡纳塔克、马哈拉施特拉、泰米尔纳德和孟买。
  2* 教育条件—智利网民89%受过高等教育;斯里兰卡65%,中国70%。
  3* 年龄条件—澳大利亚18~24岁的网民5倍于55岁以上的;智利小于35岁
的网民占74%;中国占84%。
  4* 性别条件—大多数国家的网民以男性居多,如埃塞俄比亚86%、塞内加尔83%、中国70%、法国67%和拉美62%是男性。但近两年这种差距在减小。如泰国女性网民1999年占35%,到2000年已增至49%;美国1996年占38%,到2000年以达51%;巴西的女性网民也占47%。

  然而,如果人们把注意力专注于一国国内的信息差距,也许1万年也解决不了这一“数字鸿沟”问题。因为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来说,差距总是绝对的,强求一律的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即使缩小或消除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之间的“数字鸿沟”,也存在发展中经济本身的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信息化发展问题。江泽民同志早就英明地提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这就说明,我国为缩小“数字鸿沟”,不宜也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我们该在体制创新、技术创新上狠下功夫。要日夜兼程,迎头赶上。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经济报》2001年4月初的一篇危言耸听的文章,标题是:《社会信息化程度中国落后美国40年》。文章举了一些数据来说明中美间的“数字鸿沟”:
  1) 2000年美国电脑保有量1.641亿台,比我国多10倍以上,按人口普及率则是我国的55倍。
  2) 与西方7国相比,1997年我国人均电脑拥有量相差32-90倍,电话普及率相差11-15倍,因特网普及率相差143倍以上。

  然而,该文也不得不承认,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网民占全国62.33%,域名占60.62%。拿这三地的电脑集中度、电话普及率、因特网普及率跟发达国家相比,本来已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看来,要看到我国国情,不能把13亿人口的平均数跟发达地区相比。这么比,也许差距远远超过40年!

“数字鸿沟”的因果链

  贫富差距与“数字鸿沟”之间是否相关?包括8国集团在内的一部分人作了肯定回答。但当我们把二者作为孤立的子系统对待,那么何者是外生变量,何者是内生变量,就会出现3种答案:8国集团认为“数字鸿沟”导致了贫富差距,前为因,后为果;[10]和[12]的观点恰恰相反,是贫富差距导致了“数字鸿沟”。实际上,从各家引述的论据分析,二者本来是互为因果的。
从宏观大系统的观点分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落后并非一定源于贫穷。海湾石油输出国与新加坡相比,虽然都非穷国,而前者信息贫乏,后者信息富饶。在穷国当中,也不乏信息贫富差距颇大的例子。因此,“数字鸿沟”本质上是个系统问题,一个典型的靠系统分析才能找出正确答案的问题。

  根据已有的文献资料提供的数据,可以得出的现实结论是:人文基础、科教投入、人才结构、投资规模和信息资源构造了形成“数字鸿沟”的因果链。贫富差距是“标”,“数字鸿沟”也是“标”,这五大环节才是“本”。只有固本清源,才能获得“双缩”,才不致被8国集团的 《IT宪章》所误导,钻进死胡同。

  1.人文基础
  《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人文发展指数(HDI)排名前30位的几乎全属“信息富裕”户。我国的HDI也从2000年第99位上升为87位[5]。排在前22名的以色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数比例居世界之首,平均每1000个劳动力有77名大学生,每万人口中有14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远高于美国的80人和日本的75人[7]。15岁以上平均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和每10万人口中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见表4。从表中得知,美国成年人平均正规教育学历为高中毕业(12学年),我国则仅有小学毕业多一点(6.4学年)。从事科研的高级人才,按每10万人所占比重计,美国是我国的8倍。

 表4 平均正规教育年限(15岁及以上)和10万人口中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HDI排位 国家或地区 受正规教育平均年限(15岁及以上) R&D中科学家与工程师(每10万人)1987-97
1970 1980 1990 2000
1 挪威 7.2 8.2 11.6 11.9 3,664
6 美国 9.5 11.9 11.7 12.0 3,676
9 日本 7.5 8.5 9.0 9.5 4,909
14 英国 7.7 8.3 8.8 9.4 2,448
22 以色列 8.1 9.4 9.4 9.6 ---
24 香港SAR 6.3 8.0 9.2 9.4 ---
26 新加坡 5.1 5.5 6.0 7.1 2,318
27 韩国 4.9 7.9 9.9 10.8 2,193
66 泰国 4.1 4.4 5.6 6.5 103
87 中国 --- 4.8 5.9 6.4 454
115 印度 2.3 3.3 4.1 5.1 149
高收入OECD 7.7 9.2 9.5 10.0 3,141
全世界 --- 5.2 6.0 --- 959
据:[5]。

  2.科教投入
  全世界80%的R&D活动集中在发达国家[7]。美、日、西欧人均占有科研经费350~700美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R&D支出不足GNP的0.5%,人均占有科研经费不足10美元。我国1990-2000年,科技R&D投入由GNP的0.67%降到1996年的0.5%[7]和升到2000年0.8%,人均科研经费不足3.5美元[7]。非洲一些国家人均仅0.25美元,有关的数据见表5。

表5 反映科教投入水平的一组数据
国家或集团 高校升学率(%) R&D支出(GNP的百分比)1987-97平均 其中企业占支出%
1980 1997
韩国 15 68 2.8 84.0
新加坡 8 43 1.1 62.5
瑞典 31 551 3.8 62.9
泰国 15 221 0.1 12.2
美国 56 811 2.6 59.4
中国 5 15 0.7 ---
发展中国家 7 91 --- ---
高收入OECD 39 641 2.4 ---
1参考早一年数据。
据:[5]。

  对教育的投入亦复如此。发达国家教育投入占GNP的比重一般均达8%左右,从而高校升学率均保持在50%以上,美国更超过80%。我国《教育法》规定应达到GDP的4%以上,而实际上许多地方(包括广东)均未达此标准。何况我国所定4%已低于发展中国家总平均4.1%的指标。
对ICT部门的R&D投入,美国最高,1997年达1160亿美元,占OECD各国对ICT的R&D总投入的52%。其次是日本,亦占22%[3]。由此可见,“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在数字领域美、日遥遥领先的原因之一。

  3.人才结构
  评价一国的人才系统,不能只看数字,不看质量,对从事 ICT的高级人才的评价更应如此。就整个技术领域来看,应当注重技术成果评价,看成果转化率、看专利授权量等。表6列出了UNDP对全球技术成果的比较,其中把芬兰等18个国家列为领先者;西班牙等1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列为潜在领先者;乌拉圭等26个国家(包括我国)列为动态引进者;尼加拉瓜等9个国家列为边缘化国家。

  4.投资规模
  据估算[11]全球前55个信息技术领先国家投入信息技术产业的资金占全球信息技术投资的99%。[8]指出到2003年全球在信息技术领域投入将超过3000亿美元。

表6 技术成果反映了人才结构和素质
技术成果指数排序 国家或地区 技术成果指数(TAI) 授予居民的专利权(每百万人口)1998 因特网网站数(每1000人)2000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量%)1999 电话(干线与蜂窝,每1000人)1999 电力消费(人均千瓦一小时)1998
1 芬兰 0.744 187 200.2 50.7 1,203 14,129
2 美国 0.733 289 197.1 66.2 993 11,832
4 日本 0.698 994 49.0 80.8 1,007 7,322
5 韩国 0.666 779 4.8 66.7 938 4,497
7 英国 0.606 82 57.4 61.9 1,037 5,327
10 新加坡 0.585 8 72.3 74.9 901 6,771
18 以色列 0.514 74 43.2 45.0 918 5,475
24 香港 0.455 6 33.6 33.6 1,212 5,244
37 智利 0.357 --- 6.2 6.1 358 2,082
40 泰国 0.337 1 1.6 48.9 124 1,345
43 巴西 0.311 2 7.2 32.9 238 1,793
45 中国 0.299 1 0.1 39.0 120 746
63 印度 0.201 1 0.1 16.6 28 384
据:[5]。

有文献报道,1995年以来全球蓬勃发展的风险投资(见表7),有75%以上投到ICT产业。
表7 风险投资风靡全球(百万美元)
国家或地区 1995 2000
美国 4,566 103,170
英国 19 2,937
日本 21 1,665
德国 13 1,211
法国 8 1,124
香港SAR 245 769
新加坡 5 651
瑞典1 --- 560
以色列 8 474
印度 3 342
芬兰 --- 217
中国 --- 84
韩国 1 65
菲律宾 2 9
南非 --- 3
1数据仅含私人证券
据:[5]。

  5.信息资源
  江泽民同志在第16届世界计算机大会上指出:“信息资源已经成为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的资源,其重要作用正在与日俱增。”信息资源实际上是评价一国知识总量乃至综合国力的主要依据,是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信息基础设施建得再好,信息处理设备再先进,信息网络普及得再无远弗届,要是没有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各类信息资源,恰如建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却见不到车水马龙。

  无庸讳言,发展中国家提供给经济建设所需的科技信息与发达国家相比,确有相形见绌之感。因特网上信息流量形成明显反差;科技出版物量和质的悬殊;高等院校专业参考书的轩轾…。特别是专利成果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例如2000年美国批准了14万件专利,其中美国公民申请的有8.5万件,外国人申请的有5.5万件,中国申请的只有119件。2000我国共批准发明专利12,656件,其中中国公民共申请的有6177件,外国人申请的有6479件。这些数据说明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在信息资源方面的强烈差距。还有一些带讽刺意味的现实负面:有的培养博士的学科点居然没有一本来自国外的专业杂志;有的博士生“导师”居然看不懂外文书刊…。这些反映信息资源贫瘠的怪圈却并非绝无仅有。

广东与“数字鸿沟”

  广东省在高新技术、科研、信息化、电子商务立法、软件业等方面均处国内领先地位:
2000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2800亿元,同比增长27%,占工业总产值16%,比全国排名第二位的江苏高出1倍以上。其中深圳1064亿元,广州48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达1044家,产品4200多个;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60亿美元以上,占全国近50%,同比增长47.3%;高新技术开发区达十个之多,总产值1360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90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5.8%和22.4%;此外,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步伐明显加快,CAD/CAM普及率处全国领先水平。

  科技创新百项工程全面进入实战阶段,成效显著;科研投入不断加大,省自然科学基金投入2770万元,国家3723.5万元,连续3年在全国排名第四位,2000年发表论文2713篇;同时,科技体制改革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专利申请量和批准量稳居全国之首。

  “广东光谷”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到6月底,产业基地规划面积近38平方公里,投入资金2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已开工建设或已投产项目17个,投产总额达2.56亿美元,在谈项目24个,意向总投资额6亿美元;广东省今年内完成电子商务立法,进一步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是国内率先推出电子商务法的省份之一;广东软件业规模已超过北京,目前共有约2000家软件企业,从业技术人员6万人,去年的软件总产值达到80亿元,居全国首位;广州信息化领先全国,在信息基础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成为全国信息化领跑者,到去年年底,广州信息化综合指数已达到61.37%,比全国水平高一倍左右。

  但同时在有些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广东省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就应在人文基础、科技投入、人才结构、投资规模和信息资源五个方面加大投入,使其得以更好的改善和提高。

结论

  是“数字鸿沟”造成了贫富悬殊?还是因收入差距引起了信息短长?看来都不是。真正的本质要因在于人文基础、科技投入、人才结构、投资规模和信息资源五个系统条件所起作用,它们共同加速了这一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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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ECD: A New Economy? The Change Role of Innov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rowth, 10(2000)。
[3]OECD: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5(2001)。
[4]UNDP: Annual Report 2001。
[5]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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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林森:“卡车换猪肉”与知识差距,中国专利报,28/10(1998)。
[8]晨 鸿:全球信息通讯科技投入惊人,人民日报,19/6(2000)。
[9]CCIDNet:从统计数字看全球“数字鸿沟”,26/7(2000)。
[10]徐启新:“数字鸿沟”与“数码蛋糕”,文汇报,28/78(2000)。
[11]丁宝忠:信息技术扩大全球差距,中国经济时报,11/7(2000)。
[12]张剑荆:新经济老问题,同上,23/2(2001)。
[13]李晓东:缩小“数字鸿沟”,同上,24/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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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邹生:广东省信息产业现状、问题和发展设想,第二届广东青年家论坛大会报
告,11(2000)。
[16]张启人:创新和发展,同上,11(2000)。
[17]张启人:迎接电子商务挑战,广东经济(增刊),3(2001),22-25。
[18]张启人:论新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香港),3(2001),33-39。
[19]张启人:强化忧患意识,加速信息化进程,广东商学院学报,2(2001),10-14。
[20]张启人:优化创新机制,强化信息功能,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1(2001),
即将发表。
(原载《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1期pp.1-8.)
Systematic Contrary Thinking on "Digital Divide"
Zhang Qire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ABSTRACT] A new concept as so-called "digital divide" advanced from
Okinawa Meeting by G-8, some hot discussion around the world has
been aroused this year. The conclusion in Okinawa with the origin on
difference of income per capita between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results in a great disparity of informatization level
which is making up the "digital divide". Whether or not the causality's
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divide" and a wide gap among rich and poor
exist? It is the object her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briefly in terms of
systems idea.
[Key Words] Informatization "Digital Divide" Vitalize Country by Science & Education


  张启人教授,男,汉族,1934年5月生,籍贯:北京。195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无线电系。国内外知名经济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家。1981年4月晋升教授,在现代控制理论,社会经济系统工程,数量经济、知识产权、城市系统规划、城市交通优化和(高新)科技管理等专业范畴造诣较深。20岁即出版过第一本著作;50年代末出版我国早期概率论专著;80年代初出版我国首批微电脑著作;第一批在高校自动化专业开设现代控制理论、系统辨识等研究生课程;与中科院院士张钟俊教授合作开拓经济控制论领域,是我国最早研究大系统数学模型简化的人。在国内首创城市交通、城市规划的系统工程方法研究,对信息产业发展和GATT/WTO以及服务贸易领域亦颇富研究成果。专著17本;主编11本(包括《交直流电路基础》24万字,上海科技出版社1954;《测定值计算基础》48万字,科学出版社1959;《微计算机》28万字,湖南科技出版社1982;《当代新技术》120万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通俗控制论》18万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贸》24万字,广东高教出版社1993;《高新科技丛书-专著1册、主编10册》共70万字,湖南省少儿出版社1995年出齐;主编《知识经济与现代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等。另外1981年为长沙铁道学院研究生编著了《现代控制理论基础》45万字;1982年为湖南财经学院编著了《数量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控制论》共三册55万字;为湖南省自动化学会和四川省自动化学会编著了《系统辨识》一书共35万字;1983年在长沙市公共交通系统工程优化大型科研课题中为指挥部成员和全国各地来培训的学员编著了《公共交通系统工程概论》共65万字;1984-1985年为湖南省直属机关干部编著了《新技术革命》上下册60万字;1988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编著了《系统科学原理》20万字;1990年为国家建设部城规司、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编著了《城市规划系统工程》上下册80万字。这些讲义均由各使用单位内部出版)。论文200余篇;文章近千篇。《通俗控制论》获1996年度第三届全国科普作品一等奖;《高新科技从书》(共十本)获全国第八届金钥匙图书一等奖。先后主持国家级科研课题二项、国家实验室课题二项、省部级课题五项、厅级一项,其中一项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五项获省部级三等奖。前后培养硕士生37名、指导博士生3名,主持博士论文答辩21人次,硕士论文答辩约数百次。

  张启人曾任政协湖南省五届常委、北京市六届常委、广东省七届常委;湖南省科委副主任(1983-1987)兼任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和学报主编(1984-1987),《系统工程》杂志主编(1983-1988)和编委会副主任委员(1983-2001),《信息与控制》《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经济数学》等学术刊物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1987-1992),广东工学院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1992-1995)。曾先后被聘为北京市政府科技顾问、劳动部科技委顾问。1979年起,先后在国内近20所重点高校或科研院所讲学与交流,足迹遍及川、晋、鄂、京、沪、豫、皖、台(其中如1981年中国科协北京香山高级研讨班上讲授《经济控制论》、1982年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讲授《系统辨识》、1983年湖南财经学院讲授《数量经济原理》、1984年太原工学院讲授《大系统理论》和上海交大讲解《线性系统理论的最新发展》、1985年/1986年北京化工学院和财政部科研所分别讲授《经济控制论》、1987年华南工学院讲《公共交通优化》、1990年两次应建设部之邀为全国城市规划系统领导人员讲授《城市规划系统工程》、1998年台湾中山大学等);并先后5次应邀赴欧美澳讲学(如1993年葡萄牙ISCTE、1993年美国马里兰州的LOYOLA学院、1994年OECD研究中心、1995年美国巴尔的摩管理学院、1996年美国UCLA的Berkeley分校等);20余次在国内、16次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和进行学术交流(如1986年日本国际信息与控制学会、1987年东京的IFIP年会、1989年IFAC英国Glasgow自适应控制、1989年德国Paderbom大学控制论研究所、1994年华盛顿CSIS信息产业研讨会等)。1998年1月,以国务院台办组织的赴台专家参访团团长身份到台湾进行了为时半个月的考察与交流。

   张启人教授现在是政协广东省八届常委;广州市政府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专家顾问组组长;广东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系统工程研究所成员。同时是上海交大、武汉大学、财政部科研所等11校所的兼职教授;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5个单位的兼职研究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兼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委员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广东省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广东省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商会、广州市政府环境规划、广州市经济研究院、广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阳江市政府、茂名市政府、IBM华南公司、深圳公交集团、汕头市企业家协会、珠海科技规划、广州市东山区科技、南海市知识产权规划等28个单位或项目的顾问。2000年5月国家人事部特聘为西部大开发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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