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名言，做学问的人往往有以此来要求自己的。2000年3月，在给研究生修改论文的时候，写了一篇与此有关的小文章，印发给当时的几个研究生，同时也发给了少数几个我们单位同事读中学的孩子。给学生看看觉得可以，拿到报上发表有些内容有点做广告之嫌，请读者原谅。下面就是这篇小文章。

    现在我满了48岁。19岁开始教书，31岁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出版的作品将近300万字，其中有些获得正规的奖励。近一、两年才开始自觉地注意语法，力争把句子写对、写准、做到前后衔接。这件事，使我自以为在做学问方面上了一个层次。我希望，我指导的研究生能早点上了这个层次。

    20年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马家驹教授指导我的硕士论文时，讲过一段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要分析一下你写的文章中每一个段落或小节，思考它们和前后文都有些什么关系，在文章中起什么作用，把没有关系和作用不明确的删掉；如果是有关系和起作用的，要让读者能理解到那种关系和作用。接着，要分析每一个段落中是不是有几个不同的层次，这些不同的层次相互间有什么关系，把那些没有关系的删掉。每一个层次里面可能还会有几个句子，分析每一个句子都起什么作用，把多余的句子删去。最后还要分析句子的成分，琢磨句子中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把多余的字和词删去。当然，不止要删去多余的东西，还要把剩下的写对、写准确，做到上下衔接，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他说的这些我确实没有忘记。但是，在自己写作什么的时候，有时还是会忘记。

    1997年，我考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毛蕴诗教授看了我送给他的一本著作《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说：“你写的书里怎么这么多‘我们’”。还有几个同学也在旁边，大家翻开那本书一看，真的是很多句子里面都有“我们”。这才使我比较自觉地注意起语法来。

    今天把这些写下来，传授给我带的研究生，希望他们比我好一点，写作时想想导师的导师的教诲。（2000年3月于广州。）

今天，我又翻了一下这本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在其第26-27页中，有这样比较完整的两段话，引用如下，一方面请读者欣赏我写了多少“我们”在文章中，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再宣传一下有关的学术思想。

在人们作为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的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和我们这里所论述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些科学研究的领域中，我们今天已经做到了的——尽管我们可能认识到了还要做更多的事情——毕竟只是把我们面对着的统一对象按照某种方式分割开来进行研究。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认为：“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至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种技巧也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练的技巧。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术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术就是我们常说的Ceteris Paribus，即‘设其他情况都相同’。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过问了。”（这些虽然是引文，但这引文也是“我们”翻译的）

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例如翻开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个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系统，我们只研究生产关系，生产力虽然被联系到，但它明显地被排斥在对象之外，是另外一门学科的对象。尽管我们总是试图说明我们自己在采用马克思的经济科学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把生产关系从现实经济生活这个具体抽象出来研究一通之后，我们便不管了。因此，我们的理论经济学科一般不对经济系统的整体作出说明，而只是对其中的某些部分、层次、环节等等——它们是我们借助于思维的能力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并不以单独的形式而存在，我们并不能看到作为实体的生产关系，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实体——作些说明。

我不想再抄下去了，而且这已经引出大问题来了：谁是我们？

(作者是CCSSR特约研究员，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转自2009年1月30日《广州日报》B4版

原文地址链接：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9-01/30/content_4540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