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研究员与我的第三产业研究（二）

卓炯研究员与我的第三产业研究（二）

李江帆

七、攻关时刻

　　1981年底至1982年春,在导师黄家驹老师的支持和吴朝震、黄标熊老师的指点下，我深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6、46和47卷，广泛阅读中外有关文献资料，做了2000张约26万字的卡片，写了6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此后,从1981年5月18日至6月24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鼓作气写成了8万多字的硕士论文《论服务消费品》初稿。文章包括三章:(1)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2)服务消费品的价值,(3)服务消费品的生产规模与发展趋势。初稿获黄家驹老师的很高评价。6月29日，我在论文草稿扉页上写上:“卓老：恳请指正,意见请就写于稿子上。谢谢！”然后送给卓老征求意见。卓老约我7月6日到他家去面谈论文。他高兴地对我说:“文章写得很好。立足点是很好的。逻辑性很强，材料很丰富。…将来想办法让人民出版社给你出版。”他还在论文扉页上作了如下批示：

　　“反对服务消费品创造价值的人有一个理由，即在统计学上难予处理。这一点似应加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是独立统计的，我们在理论上是如何解决的。
　　服务消费品与物品生产之间的交换关系，是否可以客运为例，作为一种追加价值来理解，请考虑。有些服务消费品(指客运服务—李注)的剩余劳动只能表现为剩余价值（货币）不能表现为剩余产品，这为剩余价值的存在找到了客观根据。很好。
　　根据新的情况提出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很有创见。
　　服务消费品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反作用，要作专节论述。
　　以上意见，只供参考。
　　　　　　　　　　　　　卓炯　1982.7.6.”
　
　　卓老的批文现已成为我珍藏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物了。他提及的“为剩余价值的存在找到了客观根据”，其背景是：他认为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货币表现，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社会主义社会既有剩余劳动，就一定会有剩余价值。而当时学术界反对或故意回避此问题，不提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改用社会主义剩余产品价值概念。卓炯从我引证和阐发的马克思关于客运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论点中想到，既然客运服务的剩余劳动只能表现为货币形态的剩余价值，不能表现为（实物形态的）剩余产品，这就说明，有时有剩余劳动，不一定有（实物形态的）剩余产品，所以也没有“剩余产品价值”。这时如用剩余产品价值概念来表示剩余劳动就明显不通，非得用剩余价值概念不可。这等于从马克思那里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存在找到了理论依据。

　　据卓老的意见，7月11日我在论文第３章加写了“服务消费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一节，此后按周治平、黄标熊、吴朝震等老师的意见，重点修改了第2章中关于服务价值的质和劳动价值论的发展等问题。至7月23日，第二稿完成。

　　第三稿的修改是在7月24至8月1日进行的，主要是按照黄家驹老师的意见，通过去广州市饮食服务业和旅业调查，以实际数据充实、证实第2章服务消费品的价值量的理论分析。至此我的八万字的硕士论文定稿了。因时间和篇幅所限，它虽然没有完成原来六个部分的计划，只探讨了前三部分，但它已奠定了我后来建立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非实物产品理论,成为《第三产业经济学》第4、5、10章的雏形。

八、两槌定音

　　由于当时华南师院还没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因此我的论文答辩得“两槌”定音，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毕业论文答辩，解决研究生毕业问题。于1982年9月20日在华南师院政治系会议室举行。由李华杰老师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卓炯、黄家驹、黄标熊、丁家树老师任答辩委员。卓老参加答辩会时只在我谈到服务价格时插了几句话，没有专门发问（这是他参加答辩的一贯风格）。大概他认为他的观点已在其书面评语表中写得很清楚了，意见也早在审阅初稿时提了，也就无需多言了。他的评语是这样写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产劳动的比重显著减少，服务性劳动比重不断增加。物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形成一种新的辩证关系。作者能根据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加以发挥，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并且提供科学的数据，结论是相当可靠的。论文不但有科学的基础，而且有马列主义方法论的修养。缺点似乎对当前的一些不同论点还缺乏针对性的讨论^⑨。”答辩委员们充分肯定了我撰写毕业论文所做的扎实研究工作及论文的重要意义和创见，一致通过毕业论文并评为优秀，一致通过参加硕士论文答辩。

　　第二次答辩是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解决授予硕士学位问题，于1982年11月22日在申请学位学校暨南大学举行。由暨南大学陈继文老师任答辩委员会主席，黄家驹、李华杰、何永祺和孙耀东老师任答辩委员。卓老没有再参加。答辩委员们也充分肯定了我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意义、创见性和科学性，一致通过授予硕士学位。后来，我的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以《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中文和英文版上问世。其他部分也“化整为零”，拆为13篇论文，相继于1980年代初发表于中央和省市报刊上。由此，我算得上迈入第三产业经济学这一新学科的大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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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后来我在《第三产业经济学》中用了12.7%的篇幅,约5.4万字对学术界的不同观点作了系统商榷和驳论,　回应了卓老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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