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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攻关 卓老认为我研究服务消费品“具有敏锐的眼光”，增强了我研究服务消费品的信心，也鼓励了我踏上研究第三产业经济学的征途。1981年夏，在导师黄家驹老师的提议下，我决定以在《华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略谈服务消费品》为基础，以“论服务消费品”为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9月4日，我写出毕业论文研究大纲“论服务消费品”,拟以《资本论》的研究主线和始点为蓝本，系统探讨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价值、生产与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六方面问题，全面丰富、补充《资本论》体系。这一研究大纲实际上成了我七年后完成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专著的基本理论框架。 在我钻研服务消费品直至后来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我当然清楚地知道我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第三产业持否定、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1981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概念在中国传媒上“亮相”才几个月，在下半年就因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以“渗透着资产阶级本质”的罪名被上边有关权威部门打入冷宫。而我恰好在这时顶“风”而上，开始第三产业研究，其政治压力、学术压力以及“学位压力”(申请硕士学位)之大可想而知。我还记得1981年北上访学时东北一著名经济学家就劝过我要回避科、教、文、卫的生产性这一学术风险大的问题，但我没有听。在我撰写硕士论文和即将答辩期间，中央权威经济学报刊连篇累牍刊载批评服务是生产劳动的论文，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政治气氛，使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几乎处于被动局面。我当时多么迫切地期望杂志上有那怕一篇论文露露脸支持第三产业理论也好，这就可冲淡一下答辩会的政治气氛,证明自己的新观点只是学术之争…… 后来到了1983年(此时我还是个助教)，我的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也因服务消费品的新观点而差点“卡壳”。一位副主编不同意我文中关于“服务消费品是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交通、通讯及个人生活服务等部门的劳动者提供的用于生活消费的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的定义中提到“教育”，说是对教育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有激烈争论，必须删去这两个字。我听到后觉得不合适。发表文章文责自负，不代表主编的观点，更不需跟“风”走。难道主编的责任是要把作者的论点“改编”得跟他的一样吗？更何况，教育是我研究服务消费品的“导火线”和理论分析的模特儿, 也是其新意所在。删掉它，岂不是釜底抽薪吗？于是，我对责任编辑瞿孟飞先生⑤说，教育服务是个原则问题，如果贵刊非删不可，我宁可不在这里发，尽管贵刊的档次高，名气大，很多人都唯恐攀不上。瞿先生对我坚持自己学术观点，不卑恭屈膝、让步求全的坚定态度很是赞赏。他建议我在论文中加一段马克思论教育是提供服务消费品的服务部门的综述(后来此文出现一段注释体例不一的“语录”就是源于此)，试图帮我以此说服他的上级。谁知这位上司还是固执己见。最后,他们采取“陪绑”方式将此句中“医疗、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交通、通讯及个人生活服务等部门”与“教育”一起删掉，而没有单独删掉“教育”二字和文中关于教育服务的内容，算是既执行了副主编的指示，又照顾了我的意见。 1984年后,第三产业虽然因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而被列入国家统计局和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正册”，但否定第三产业的产品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学术界仍一直占主流地位。北京一著名经济学教授来华南师院讲学时就关切地教诲我：不宜以有争论的“第三产业”为题搞研究。北京一位当时对服务经济很有研究的学者，知道我打算写《第三产业经济学》时，也耽心地劝我不要以第三产业为新经济学命名。面对一片反对声，我发现自己简直是在与一个传统的旧经济学体系作战。
六、敏锐眼光 在这样的困境中，是卓老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第三产业研究的深远意义，坚定地支持我攻克第三产业经济理论难关。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在逆境中因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而备受打击的日子。他在60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正确观点,一直受到批判、打击。1984年党的十二界三中全会确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证明了他的高瞻远嘱，使他载誉于决策层和学术界后，他在给青年学者韩志国贺信的复函中谦虚地说了一句至今仍耐人寻味的话：“我的研究终于跟上了党的步伐。”⑥他度过的艰难岁月使他深知对于处于困境中的我来说，理解、支持和帮助比什么都重要。1981年下半年，北京学术界已掀起批评第三产业的浪潮，而我却为撰写第三产业方面的硕士论文，从9月17日至11月17日和梁秩森同学⑦赴北京、长春、天津、重庆、武汉、上海、厦门等地访问专家、学者，收集论文资料。卓老在8月29日-9月10日去大连开会之前，来函约我到他家去，为我北上访学写了数封介绍信，介绍我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北京大学厉以宁、肖灼基、吉林大学关梦觉、东北师大赵洪、复旦大学洪远朋、上海社联蒋炜、厦门大学张来仪等学者。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广东。两个月的访学使我大开眼界⑧。不少专家学者不赞成第三产业概念，有的甚至提出激烈的抨击。但是，他们使我有机会在吸取正面意见的同时，广泛了解、留意、考虑反面和侧面的意见和批评，对我形成硕士论文以至《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新论点的启发甚大。后来，在我推敲每一个新论点时，我都仿佛听见耳边响起不同意见，因而能有针对性地给予恰当的、充分说理的直接或间接的回答，在驳论中深入阐述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新观点。这不能不归功于1981年的访学。 1981年11月我北上访学回来后，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在当时中央权威部门的指示下,已形成对第三产业概念众口一词的批判态度。加之我们已在访学中获悉华南师范学院未被批准为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最新消息，这意味着我们要到校外去申请学位。而校外相当多专家学者所持的是与我截然相反的观点。这给我造成很大压力。要不要改题？在此形势下，我的导师黄家驹老师旗帜鲜明地支持我继续搞第三产业研究。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表示了充分的信任：“你不要改题。我认为你的学习基础好,逻辑思维能力和科研能力都很强。只要你相信你的论点站得住脚，你就搞下去。即使你到外校申请学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通不过，我们照样承认你已达到硕士水平。”至今，我仍然很感激黄家驹老师在当时的逆境中那么坚定地支持我，不然我就很有可能不搞第三产业研究，也就没有今天的成果了。 我再征求卓老的意见，也得到他的坚定支持。他在1981年12月13日和我的一次关于毕业论文的长谈中指出：“我不但同意第三产业，我还同意钱学森的第四产业。凡是马克思承认创造价值，有创造使用价值（或效用）的，就是生产劳动，就是产业。……资产阶级把交通划入第三产业，比马克思的还科学。马克思（把交通划入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有漏洞，与他原讲的物化劳动有矛盾。……马克思讲的生产劳动有两种，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讲第三产业必须承认第一、第二产业是基础。反过来，没有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产品也不能实现和消费。上层建筑不能看作服务行业。属于经济基础的、消费环节的才是第三产业。”这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如果说，以前我知道的有关卓老的理论坚定性的只是种种传闻的话，那么，这一次我就真的有幸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卓老不畏权势、不跟“风”的硬骨头精神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继续走自己的路！我下了决心把第三产业研究进行下去。
———————————— ⑥2001年3月25日在深圳麒麟山庄的一次会议上，韩志国对我回忆了此事，并写下了证言。 ⑦梁秩森同学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08年4月在香港逝世，谨表示深深哀悼。 ⑧1982年11月25日我在给同学梁秩森的毕业赠言中谈到这次访学:“赠梁秩森：万里长征路迢迢，寝地卧竹习为常;*一朝喜报壮志酬，敢笑三峡美景常。*指在硕士论文外出采访期间,与梁某睡火车椅底、四川竹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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