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与谭老师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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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老师本来是要当我班三年班主任的，但才做了一个学期（初一上学期），因高二一个班在“忆苦思甜”时出事，班主任请了一个资本家来，讲的是“今不如昔”，班主任因此被撤职。谭老师被学校急调去 “救火”，接任该班班主任。 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谭老师虽然只担任过我班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半年，可是我对他仍怀有深深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初一第一学期结束时，谭老师和班干部开会评劳动成绩，并没有提到他不再当我班班主任之事。我大概是在寒假结束时才知他不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顿时感到像失去主心骨一样。 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我还清晰地记得45年前，我进入台山一中写的第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当我踏进台山一中校门的时候”。谭老师在作文讲评时风趣地抨击了一些同学“站稳立场车大炮”、“无病呻吟”的文风，这成为我引以为戒的警钟。他对错用“藕断丝连”（父母“藕断丝连”地送孩子去台城读书）的评论，对“秉”（=用一只手握着禾苗）、“祭”（=右边的手拿着左边的肉块放在下面的台上）等字的拆解，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终生。我一直珍藏着初一时模仿语文课本上杨朔的《荔枝蜜》写的一篇得到谭老师高度评价的作文《牛》。上大学特别是任大学教师以来，每当有同行对我的文字水平表示赞许时，我总是想起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老师，特别是诲人不倦教了我很多语文知识尤其是古文的谭老师。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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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江帆携子给谭槐俊老师拜年(台城谭老师家1996年春节)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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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秋初4班在台城同学邀谭老师在园林酒家饮早茶后合照(90年代春节)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左起：李健材、伍岳维、余国成、谭老师、李江帆、林奕翰、林添筹、刘淑媛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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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后得知谭老师住址，每逢回台城过春节，就常去探望他。师生间促膝谈心，无所不谈。他讲文革时在越华中学任教的趣闻令人捧腹，发人深省。我知他喜欢观赏古董，专门买了相关书籍送给他。他身体有病，医药报销有困难写信求助，我毫不犹疑解囊相助。 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我常年在广州工作，在家乡台山逗留的时间很短。数次出国作学术访问，甚至没回台山过春节。有一次我回台城，问起谭老师近况，才知他已乘鹤西去。没及时获悉谭老师辞世信息，也没能为他送行，使我感到非常遗憾。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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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与林老师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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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班在初一下学期由林海老师接任班主任。他从越华调来一中时正值春天。开学前，他召开班干部会，发动大家割野草作菜地基肥。不久，全校去13公里远的红岭挖竹坑，自带干粮，步行往返。母亲本想帮我借单车去，但那时单车是贵重财产，很少人家有，借单车比登天还难，借不到，我只好走路去。母亲买面粉请在餐厅工作的学生家长加工为烤馒头给我带去，这算是很高级的食物了。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兆勤是班里唯一有单车的同学，他负责当“运输大队长”，用单车把食品和农具运送到工地。红岭劳动结束后全班走路回台城时天色已黑，路上见到坟地“鬼火”飘忽。林老师虽有单车，但弃车不用，和同学们行军，一路指挥大家唱歌，斗志昂扬，驱散了疲劳。 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初一、初二时班里大部分同学还属“少年”。班里没建团支部，只设少先队中队（不过不强调佩戴红领巾），林添筹、李文嫦一直任中队长。从笔记看出，我初一曾兼任中队委，到初二不兼了。我入学时还不到14岁，未到入团年龄。后来我和几位同学被吸收参加团章学习小组，作为入团对象来培养。团章学习小组中雷畅桓等年长同学，成了第一批团员。到1966年我满15岁，过了人生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差不多成为“青年”时，文革爆发，团组织瘫痪，在台山一中就没有机会入团了。我后来是在下乡当知青读高中期间，在经历三次曲折后于1970年底在都斛中学入团的。 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我班成立团章学习小组、毛著学习小组，应是林老师当班主任时的事情。成员主要是班干部和比较积极的组长。团章学习小组成员有：李江帆、李活权、林添筹、雷畅桓、黄德湛、刘凤鸾、甄惠慈、李文嫦、李瑞金。毛著学习小组成员有：李江帆、李瑞金、刘凤鸾、雷畅桓、李健材、李文嫦、林添筹、李活权、黄德湛、伍岳维、甄惠慈。我记得，林老师主持会议学团章和毛著时常下“龙舟雨”。而“龙舟雨”+林老师+我们在场的事件，只应发生在1965年夏天。因为：1964年夏我们还没进入台山一中；1966年夏，林老师已去搞四清不在学校。故由林老师主持开会且遇“龙舟水”只有唯一的可能，就是1965年。  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当班长和班主任接触比较多，使我和班主任有超越于一般同学的更深师生感情。林老师担任了一年班主任后，在1966年4月离开一中去高鹤搞四清。我对他非常依依不舍。在他出发前一天晚上，住在四舍的我到他房间（就在四舍进门左边第一个房）去看他，谈了很久。他说了很多勉励的话，并交代了班里不少工作。临别时，他把几个干电池留给了我（他知道我喜欢玩电器）。 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我至今珍藏着的笔记本记着林老师1965年3月18日的临别赠言：“干部要以身作则。时时多想班集体的事情，少想自己的事。必须把守住生活这一关！一个集体纪律一松，样样就会松。我希望经常听到大家进步的喜信。”过了多少年后我发现，林老师的临别赠言，一直对我的为人处事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我人生道路的进步与此密切相关。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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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老师1966.3.18临别赠言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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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多月后，文革爆发，一批同学写大字报“揭开林海的画皮”。在我看来，所揭“问题”基本属于学生对“严师"的管理有意见的问题，如大抓班纪律，提倡班集体革命化、战斗化等，但被无限上线上纲加以批判了。有同学甚至揭发：林海有“特务”嫌疑，论据是他把一个单车倒后镜（我听他说过是很便宜的处理品）挂在房间书桌前面的墙上，为的是从事特务活动时随时窥测背后情况。现在看来，这真算得上“小儿之见”。对此，我自然属“保皇派”。我认为，林老师一身正气，对同学要求严格，恨铁不成钢，这没什么错，严师出高徒嘛。但我的消极对抗，加上所谓“家庭出身”问题，使我很快就“靠边站”了。 WHd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后来，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队撤走后，我才发现，班文革核心小组对我的文革表现评价极差，在鉴定中把我写得一无是处，其中关于“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对同学泼冷水，阻止同学写大字报，对自己的缺点百般辩护，坚持错误”的评语，甚至可以断送我的前途。好在这些鉴定被认为是工作组整同学的“黑材料”而宣布作废，在1966年8月全部退回本人自行销毁，没放到档案里去（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文革中台山一中档案馆被砸，不少学籍资料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