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上
李江帆
从读小学的时候起,我就很喜欢马克思的一段名言: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 只有那在崎岖山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既有攀登陡峭山路的曲折、努力和辛劳, 也有领略"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机遇、成功和欢乐。 本文概要地介绍了我研究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经历、经济理论观点、研究成果和治学原则。
1. 成长轨迹
1.1 少年时代
1951年2月,我出生在广东省台山县台城镇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 母亲是小学教师。 父亲先做过"巡城马"(一种类似采购员的职业)等工作,50年代初改行当乡村小学教师。1958年春, 我进入母亲任教的台城镇二小读书。1960年随母亲调动转学到县重点小学--台山实验小学。受家庭环境的熏陶,我从小学习就很刻苦。严格的家庭教育和良好的学校环境,使我在语文、 算术和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早期智力得到了积极开发。我在二、三年级就着迷于长篇小说和自然科普读物, 笔记本上抄满了文艺读物的优美词句,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讲评。同时, 自然科学知识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常在家中参阅课外读物,做一些有趣的小实验:晴雨计、气压计、电磁铁、 蜂鸣器……小小的成功总是令我激动不已。然而,当时家境清贫,生活拮据, 最让我苦恼的是很少有钱买自己心爱的书籍和实验零件。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手无分文地流连在台城新华书店一套价值不过一元多的《小实验丛书》前,做着我神往的有朝一日的"买书梦":要是不吃饭能换上这套书就好了。 每当父亲休假从乡下返城时带给我一些"小玩意",哪怕是两节电池、一根导线,我总高兴得如获至宝。不过,深深地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是小时候玩耍的时间太少了。放学回家,常要和妹妹到公路上钩枯树枝,捡树叶当柴火。我很小就懂得不仅要用功读书,而且要设法替家里分担困难。小学期间, 我多年担任班长和少先队大队委,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队员",学习成绩始终名列榜首。
1964年8月,我考入被誉为"台山最高学府"的台山一中。这是一所美国和加拿大华侨捐建的、当时已有50多年历史的中学,以教学质量好、升学率高而闻名全省。 校园里扑面而来的浓厚学习气氛使我深受感染,我更加发愤读书。初中两年我都担任班长,各门功课全面发展,成绩名列前茅, 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那时,语文课中,我的作文常被老师讲评和贴堂;数学和物理课外活动小组中,我惊叹速算法的巧妙,领略到试制天平的乐趣;英语课中,我第一次踏入陌生的ABC世界;政治课中,我首次听讲"社会发展史"和阶级分析法。学雷锋、学王杰热潮激励着我多做好事, 在支农劳动中吃苦耐劳,一心朝"又红又专"方向迈进。
但好景不常。1966年夏,在我刚读完初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爆发, 学校停课。运动一开始, 我就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和不赞成同学们对班主任的上纲上线的批判, 受到"红五类"的排斥和打击,深感委屈。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受的一次最大的挫折。 经历了"大串连"和流产的"复课闹革命"后,1967年夏,学校开始陷入无休止的派斗中。我对此感到厌烦,在家自学无线电知识, 逐步掌握了由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以及常见家用电器的装修技术。
1968年秋,由初一到高三的6届中学生一律"毕业"。我也依依不舍地离校了。至此,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经历了自小学到初中的第一个10年的生活考验。我初涉令人神往的知识世界, 熬过了3年经济困难时期缺吃少穿的艰苦,体验到中国政治气候的剧变。实际上才读了两年初中的我渴求知识, 希望升学。然而,"家庭出身问题"的阴影打碎了我的求学梦:我和妹妹均未被推荐上高中。
1.2 下乡插队
1968年11月9日是我一生中难以忘记的日子。 在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下,我带着由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催化的对陌生农村的新奇和朦胧的幻想,加入了台山县城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行列。然而,当我到达离家50 公里的都斛公社圆美大队华安生产队时,面对的是现实的农村。我住在农民阴暗湿潮的小屋里,与离床仅三、四米的耕牛为伍;第一次学犁田时不会扛犁,冰凉的犁尖差点没把我的腰腹刺伤;到一望无际的围田犁田, 咸淡相混的黄浊饮用水和毒蚊,弄得我眼睛发炎,肿得像核桃般大。恶劣的环境,艰苦的劳动,微薄的收入, 使我深深体验到当知青的艰难。幸亏清贫家境使我从小形成的自立能力、顽强意志和好学精神拯救了我。我没有像一些知青那样挑肥拣瘦,在农活大忙时借故返城,而是知难而上。 我虚心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很快熟练地掌握了主要的农活技巧;我老老实实地响应上级动员知青留在农村过下乡后的第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号召,和妹妹在农村过新年;工余时间,我常为社员们装修电灯,收、扩音机, 广播喇叭等电器。辛勤劳动的汗水使我博得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好评,加上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有幸作为全公社数百名下乡知青中的三个特例之一,在保留插队"队籍"的条件下,于1969年秋被推荐到本公社都斛中学读高中。我梦寐以求的升学愿望没想到就这样在下乡插队时实现了。
怀着对贫下中农的感激之情,我发愤图强,用功学习。两年高中期间,我担任学生排长(那时教学班改称排),各科成绩一直在全校遥遥领先。我认真学哲学,用哲学,联系学习、劳动、 工作和世界观改造,写了不少笔记。我主持的小评论组写出的小评论,常常吸引着师生们驻足观读。 我更感兴趣的是高中化学、数学、物理等方面的新知识。 这些为我后来通过大学考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知识基础。同时,我没有忘记我的知青身份,每逢周末、节假日、寒暑假,都回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 连星期天下午,也干完了晚工才摸黑走路赶回6公里外的学校。全年统计,"脱产"读高中的我挣的工分, 居然比全生产队所有"不脱产"的知青都多。
1971年秋,我高中毕业后,带着新的知识和希冀,重返圆美大队。 在大队干部的信任和重视下,我被分配到大队碾米厂工作。数月后被指定兼任大队小学"耕读班"教师。 我想方设法耐心教好一群学龄前儿童,受到纯朴的农村孩子及其家长们的热烈欢迎。1972年夏,我赢得了先进教师的荣誉, 出席了台山县教师大会。同年秋天,我被抽调到响水潭水库工地管理本大队民工的伙食财务, 兼任炊事员。在这里,第一次与"经济"打交道,使我开始领悟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不过,那时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这是我后来与"经济"范畴结下不解之缘的实践的开始。
1.3 转折路口
70年代初,我国部分恢复了大学招生,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我虽然相信我的文化科学知识实力完全可以达到大学的入学要求,但在那"唯成份论"横行的年代, 政治条件压倒一切,而我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常受到负面影响,即使付出数倍努力, 也不一定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因此,我估计自己很难通得过这种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的"推荐、选拔"关。上大学只是我当时深藏在心里的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美丽梦想。
没想到,在1973年,我的人生道路终于发生了重大转折。 我下乡5年来在五次工种变动中显露出的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适应能力,不辞劳苦以自己的知识为农民群众服务的心愿, 在普及农村初等教育工作中表现的热情, 加之在水库工地上手臂意外脱臼和撕脱性骨折后仍带伤坚守岗位所体现的责任心,都使我赢得了干部和社员们的广泛好评。那年春天,我被评为公社优秀上山下乡知青标兵。我在公社知青经验交流会上发言,录音通过公社有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我意识到, 这可能是我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的"前奏曲",便马上抓紧时间开始复习。那一年,由于周总理的提议, 选拔大学工农兵学员恢复了全面统考。也恰好在那年,毛主席送给下乡知青家长李庆霖300元"聊补无米之炊"。这成了大大提高知青在上大学竞争中的地位的"尚方宝剑"。上级规定:在各公社推荐名额中,下乡知青必须"单列",这就避免了下乡知青在与当地青年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夏天, 公社公布了推荐上大学的候选人名单,我果然榜上有名。7月20-21日,各公社推荐的考生集中台城参加全省统考。 于是,我在中小学阶段打下的扎实文化基础奏响了我敲开高等学府大门的"主旋律"。经考场上的一番较量,我以物理120 、化学120、数学118、语文106,政治97分的优异成绩,一举夺得当年台山县高考第一名 。(数、理、化、语文120分满分,政治100分满分。我考数学时因缺乏当车工的经验,在计算一个毛坯的直径时按"四舍五入"的数学原则将不足0.04的小数给"舍"掉了,故评卷时给扣了2分。)无巧不成书, 评卷刚结束,我被评为全县先进知青的事迹和照片恰好在县展览馆开始展出。据说县招生办负责人参观了预展, 频频点头称许。一夜之间我成了台城"又红又专"的新闻人物,朋友们获悉后纷纷写信来祝贺。这样, 我这个本来与大学无缘的准"黑七类子女"终于有机会被台山县选拔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了。
1973年9月,我怀着对农村这广阔天地的眷恋和新生活的憧憬,告别我生活了近5 年的圆美大队,奔赴广东师范学院学习。或许是出于某种偶然性, 我被选进了政治系,而不是我一向酷爱并在志愿表上填报的物理、自动化等理工专业。大学3年, 虽然有很多来自"左"的思潮和干扰使我常常感到很压抑,但我毕竟有机会系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门办学, 使我广泛接触了社会;粤中山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调查,理论学习辅导,增长了我的才干, 开阔了我的视野。同时我学习了写经济学论文,初尝小说和论文在报刊上发表的喜悦。
1976年秋,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佛山师专任教,在南海县大沥公社"鹅头岗"度过了紧张、充实的3年。在认真教学获得师生们的一致好评的同时,我坚持自我进修,工作能力、 理论素质有了长足的提高。从1978年起,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不辞劳苦,乘车或骑车30 来公里回母校参加教师进修班的学习,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进修了一年多哲学、政治经济学原著。那年研究生招生刚恢复,我也考虑过报考,但对于报考自然辩证法还是政治经济学举棋不定:那时我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我所学过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科学性最强的一门学科,我学习起来常常被其逻辑性所征服; 但我一向喜欢自然科学,学自然辩证法有可能较多地利用我的数理化基础,相对来说也较符合自己的兴趣。
1979年寒假刚过,母校黄家驹老师托人捎来了口讯:他刚升了副教授,是年将开始招收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他认为我学习基础很好,希望我报考。老师的知遇之恩使我很感激。 我马上作了迅速反应,制定了工作、复习"两不误"的详细计划,几乎把每一分钟的时间都作了周密的安排。 在照常完成大专班教学任务和学校民兵营教导员等多项行政工作的同时,我悄悄开始了紧张的复习。100天夜以继日的奋战,使我终于在1979 年秋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华南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黄家驹老师。经过3年学习,1982年秋,我顺利毕业, 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留校任专职科研人员。一年后,我被评为讲师,1986年被提为副教授,历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1年晋升教授。
2.革故鼎新
2.1 理论发轫
从研究生时期起,我就开始研究第三产业经济问题。我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经历了困惑、启迪、升华的"三部曲"。自幼生长在教师家庭的我,成年后恰好也成了"教师的教师", 这或许是我对这一研究感兴趣的重要背景。孩提时代的耳濡目染,青年时代的身体力行, 使我对教师的工作有着特别真切的了解。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上相当多人把教师、 知识分子以至"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看成是靠"物质生产部门"的布施养活的,动辄指责他们"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 而又"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不生产实物产品简直有如做了亏心事一般。对此,我虽持异议, 但又难以用经济学理论来批驳它。我感到困惑。恰好这时我攻读研究生课程《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 我从马克思提出的但未及展开阐述的"在服务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一词,运输业的生产公式G-W…P-G', 以及西方经济学对goods 和services的并列分析中,得到很大启发:教师获得工农生产的"饭"和"衣",是以向对方提供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服务消费品"或劳务为代价的。教师"一不会种田, 二不会做工",就如同工人农民一不会教书,二不会治病一样,是社会分工,各司其职的必然结果, 没有什么理由要加以非议。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思考导致了我的经济思想的升华。我从教师联想到医生、 科技人员以至"非物质生产劳动者"。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将产品局限于物品的范围, 否认"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生产产品,这是上述谬论得以流行的一个理论渊源。要正确认识第三产业的社会地位, 关键问题是必须突破传统的产品观念, 将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也纳入社会产品的范围。 据此思路,1981年6-7月,我在《广州日报》、《华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论文, 在中国首次提出并阐述了"服务消费品"范畴。我的理论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试刊中的《经济学文摘》很快予以摘登。 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也全文转载。
既然发现了经济学的"处女地",我决定就在此垦荒。1981年8月, 在黄家驹老师的提议下, 我选定"论服务消费品"为硕士论文的课题,拟以《资本论》的研究主线、始点为蓝本, 将研究对象由实物型商品改为服务消费品,系统探讨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价值、生产与再生产、流通、 分配和消费这六方面的问题。 这一大纲实际上成了我以后完成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专著的基本理论框架。带着论文研究大纲,我到北京、天津、长春、重庆、武汉、上海、厦门等地访学2个月,拜访专家、学者,在听取正面建议的同时,我特别留意考虑反面、侧面的意见和批评。其后, 在深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46、47卷,广泛阅读中外有关文献资料,做了大量卡片,写了8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后,1982年春,在黄家驹老师的指导下,我一鼓作气,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8 万字的硕士论文。因篇幅和时间所限, 同年通过的硕士论文《论服务消费品》,仅分析了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价值、生产规模与发展趋势。其主要部分于1984 年以《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本上公诸于世;其他部分也分为十多篇论文陆续发表于中央和省市级报刊上。至此可以说,我进入了第三产业经济学这一新兴经济学科的大门。
2.2 "八年抗战"
1984年底,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袁耀文同志约我写一本第三产业的书,结果一拍即合。我深感到:中国需要第三产业,中国第三产业更需要第三产业经济学。从1985年5月起,我开始以其硕士论文建立的非实物产品理论为基础, 以该论文中未及论述的服务四环节为主体,将研究对象从服务消费品扩大到服务产品,创立一门以第三产业的服务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现象、 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新经济学科--第三产业经济学。
在我钻研并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我面临着种种压力。因为,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学界对第三产业理论持否定、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1981 年第三产业概念试探性地在中国传媒上"亮相"才几个月,就遭到严厉批评,被说成是"渗透着资产阶级本质"的概念而被打入冷宫。同年我北上访学时, 东北一著名经济学家就劝过我要回避科教文卫的生产性这一学术风险大的问题,但我没有接受其意见。在我撰写硕士论文和即将答辩期间, 中央权威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评第三产业理论的论文,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氛围,使我几乎处于被动局面。 我当时多么迫切地期望杂志上有哪怕一篇论文露露脸支持第三产业理论也好,这就可证明自己的新观点只是学术之争, 冲淡一下紧张气氛……1983年我的硕士论文在一权威学术刊物发表, 因一位副主编不赞成教育生产服务消费品的新观点差点"卡壳"。1984年后,第三产业虽然因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而被列入国家统计局的"正册", 但在中国经济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仍是否定第三产业理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 不少人关切地劝我:不宜以有争论的"第三产业"为题搞研究。面对一片反对声,我发现自己简直是在与一个传统的旧经济学体系作战。传统政治经济学观念的根深蒂固,中国第三产业研究的长期空白, 使得第三产业经济学的创立难度很大:我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现成文献,除了和统治中国经济学术界的流行论点交锋外,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理论观点影响的学者,我还得先"战胜"自己, 和头脑里"先入为主"并一度占据稳固阵地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搏斗。
幸亏研究生时代对服务消费品的系统研究奠定了比较稳固的理论基础,使我的创作得以披荆斩棘。我从1986年2 月起动笔,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抽空夜以继日地写作。 我奋斗目标是以严密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新颖的学术观点构筑起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建立起一门新学科。 经过寒暑三载的攻关,42万字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终于在1988年6月2日凌晨脱稿了。 第三产业经济学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研究主线,以非实物产品理论为理论基石构筑起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服务生产理论,开拓其研究起点;服务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环节"的论述, 则构成了此学科体系的关键环节。该书于199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位记者幽默地说,从构思、 研究到脱稿,《第三产业经济学》实际上算得上是"八年抗战"的成果了。
2.3 学科体系
我撰写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试图以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学科地位,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从研究对象上说,第三产业经济学是以第三产业的服务产品的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科。它研究的行业范围是第三产业; 研究的课题是此领域的经济问题;研究的主线是服务产品的运动。第三产业经济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确立, 使它构成一个独树一帜的新体系:一方面, 它区别于以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另一方面,它又区别于主要以物质财富在"非生产领域"的分配、 交换和消费为研究主线的"非生产领域经济学"(苏联),或是其他无研究主线的服务业经济学。 服务产品的运动成为贯穿学科体系始终的主线,这是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第一个新特色。
从方法论上看,第三产业经济学采用的五种研究方法也有其特色:一是矛盾的共性、个性分析法。既论证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的共性,以挖掉将第三产业入"另册"的病根, 扫除发展第三产业的思想障碍,又揭示第三产业区别于第一、二产业的特殊个性,以有的放矢解决第三产业的特殊矛盾,制定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和对策。二是动态分析法。将经济发展同第三产业的演变联系起来,在运动、变化中研究第三产业的演变规律,以动态的观点分析第三产业生产的"运动形式"的产品和财富。 三是科学抽象法。重点研究第三产业中主要的、本质的、 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现象--服务产品与服务部门,舍象掉现实第三产业中次要的、非本质的、与第一、二产业相类似的经济现象, 如混杂于第三产业中的实物产品及其生产部门。四是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反映第三产业运行机制的规律性的数学模型,在动态上寻求第三产业在特定条件下的最佳规模, 揭示促使供求平衡的服务窗口和服务员的最佳配置以及价格水平等规律性的东西,预测服务生产和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 为发展第三产业提供数量依据。五是系统方法。把第三产业放在系统联系中,以整体性、 综合性和层次性等观点对它进行考察。
从学科地位上看,第三产业经济学是对第三产业领域各部门经济学的概括和总结, 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丰富、补充和应用,又是经济学体系内外相关学科间的渗透和融合。 它将传统政治经济学原理应用于第三产业领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产品及其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的概念,商品的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的原理,两大部类理论、再生产理论和积累理论, 还在第三产业的宏观规模、供需平衡、分配机制和水平、消费功能和结构等一系列问题上,补充了政治经济学原理。 这也是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新意所在。
2.4 理论基石
我建立第三产业经济学是以非实物产品理论为理论基石的。它包括三方面内容:
其一,服务产品理论。长期以来,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将产品局限于物品范围内, 由此否认第三产业中存在着不以物品的运动为主线的服务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 我抓住必须突破传统的产品观念这一关键,系统地阐发了服务产品理论。首先,从实物与非实物的区分入手, 论述了不存在基本粒子的、没有实物形态的、以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非实物劳动成果及其物质性。其次, 从劳动的直接目的出发,论证非实物劳动成果也是社会产品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非实物劳动成果具有消除相对稀缺,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 现代社会的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朝服务比重增大的方向的变化导致非实物劳动成果的地位和作用愈发重要,必然使社会产品观念突破实物形式的界限。再次, 明确地界定了服务产品的内涵与外延。指出,服务产品就是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确定其外延时,要掌握"非实物形态"与"劳动成果"这两个要点。最后, 揭示了服务产品与社会产品的关系:服务产品与实物产品二者之和构成社会总产品;精神产品或是采取实物形态,或是采取服务形态,因而分属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物质产品"只是实物产品的一部分。服务产品可以根据其使用价值, 划分为服务型生产资料和服务消费品,分归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
其二,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理论。包括五个要点:(1) 使用价值的内容与形式:使用价值是满足某种需要的对象,消费的客体,在形态上分为实物使用价值与非实物使用价值两大类。(2)服务产品使用价值的功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 这决定了它具有消费替代性、消费互补性和消费引致性。(3) 服务产品使用价值的特性:非实物性,生产、交换、消费同时性,非贮存性、非转移性、 再生产的严格被制约性,作为劳动产物的必然性。(4)服务产品使用价值与社会财富的关系:使用价值由实物使用价值到非实物使用价值的发展使财富内容正在发生着演变, 非实物使用价值也是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5)服务产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关系:只要非实物使用价值凭它能满足交换对方某种需求的有用属性而使产品能够被交换,它就可以并且实际上充当了交换价值的承担者。
其三,服务产品的价值理论。我以服务产品理论和非实物使用价值理论为基础, 推导出服务产品的价值理论。首先,我通过对服务劳动的凝结性、社会性和抽象等同性的分析, 解释了用来交换的服务产品具有交换价值和价值的难题:生产服务产品耗费的劳动,凝结在非实物使用价值上, 形成价值实体;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使生产服务产品的劳动取得社会形式,从而表现为价值; 服务产品与实物产品不能按异质的使用价值量,而只能按其中凝结的同质的抽象劳动量进行交换, 从而以价值为尺度决定其交换比例。其次,我从服务产品价值量的决定、相对价值量的变化的角度, 阐述了服务产品价值的量的规定性。我认为,重复型和创新型服务产品的价值量决定有所不同, 前者由生产该项产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后者由最先生产出某种产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另外,我还对服务产品的相对价值量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探讨。 这对于解决工农业产品与服务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确定实物与非实物使用价值之间的合理交换比例,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非实物产品理论的特色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产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基本原理,又正视并且充分反映了当代产品结构中服务比重日趋上升的新情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它不仅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第三产业生产的产品、使用价值、价值和社会财富的客观存在, 而且合乎逻辑地为第三产业的服务生产、服务交换、服务分配和服务消费概念的确立及其理论论述,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人们不难看出,从逻辑上说, 除非是根本否认第三产业提供的非实物劳动成果也是社会产品的一部分,否则,是无法动摇建基于非实物产品理论之上的服务生产、交换、 分配和消费理论及第三产业经济学的。因此,非实物产品理论成为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2.5 服务生产论
我认为,服务生产是涉及第三产业的产业性和第三产业经济学研究主线的重要问题。 在非实物产品理论的基础上,我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第三产业经济学》中对服务生产展开了深入研究。
第一,突破传统成说,确立服务生产概念。 针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将生产一词局限于实物产品的创造的成说,我从理论、逻辑和实践的多维角度论证,劳动成果的形式(实物或非实物) 不能当作划分生产与非生产的试金石,只能据以区分实物生产与非实物生产。 生产就是对包括实物产品和非实物产品在内的各种劳动成果的创造。只有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劳动成果,才可称为非生产。 服务产品的生产,是对非实物形式的劳动成果的创造;第三产业中一切创造非实物劳动成果的活动,都是服务生产活动。与此相应,我以服务产品理论为依据,界说了服务劳动,服务劳动对象和服务劳动资料等范畴, 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第二,系统地分析了服务生产过程的本质和特点。我认为,服务劳动过程在劳动力的使用、 使用价值的创造和物质变换三方面,与实物劳动过程有相同的本质。但在劳动阶段分期、劳动的必要前提、需求环境、产品表现形式、消费状况和劳动的凝结等六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 这决定了服务价值的形成过程在价值创造的阶段性、价值的消失与转移、价值量的决定因素、价值量的估量方式、 旧价值的转移方式和劳动向价值的转化程度等六方面,也有不同于实物产品的特点。
第三,通过定性分析,揭示了第三产业比重增大律。我认为, 在相当多服务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高于实物产品,社会收入水平已达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高度并不断提高,闲暇时间存在和不断增多,生产向信息化、社会化、专业化发展等经济条件下,服务需求上升律将形成并发生作用,其结果, 使消费软化系数和生产软化系数增大,服务需求绝对和相对地增大。在此基础上, 如果具备物质利益机制对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反应灵敏、不失真,以及实物生产领域生产率迅速提高等经济条件, 服务供给上升律将形成并发生作用,使服务再生产宏观规模现实地扩大,第三产业比重日趋增大, 形成第三产业比重增大律,即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都趋于增大的规律。
第四,通过定量分析,建立了第三产业宏观规模的数学模型。我据数据分析认为, 上述导致服务需求上升律与服务供给上升律发生作用的经济条件主要与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关。我选取这一指标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作定量分析,于1982 年首次在全国建立了第三产业就业方程y=1.15X^0.464(式中 y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x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70年美元) 。该方程表明, 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的提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y)将会日趋增大,这是全球性的共同发展趋势。据此方程预测我国未来的产业结构,结果表明, 本世纪末如果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800美元(1970年价格),第一、二、 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有可能分别达51%~52%、23%~22%、26%~25%的水平。这一定量分析和预测,对加强我国服务产品生产发展的预见性、计划性,减少盲目性、主观性以及确定第三产业发展的最优比重和速度,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具有现实意义。
2.6 服务"四环节"理论
我在非实物产品理论的基础上,以服务产品为运动对象,在《第三产业经济学》中阐述了服务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环节理论。
第一,我依据服务产品理论,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以物质产品为中心划分生产、交换、 分配和消费的一统天下,以双重观点即依据双重产品观( 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观)来区分三大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相应的四个领域, 确立了以服务产品为运动对象的服务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观,并且对第三产业的"四环节"的独立性、非直观性、 时空同一性和环节交错性等特征作了系统揭示,指出:第三产业"四环节"的时空同一性使服务产品的生产对服务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决定作用具有直接性、同步性;使服务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对服务产品的生产的反作用具有速效性。
第二,在流通环节上,我全面地分析了服务流通及其渠道,以及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的宏观平衡条件。我认为,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的并存,决定了经济过程中有两种生产、两种消费和两种流通; 二者的运动对象、运动路线各不相同, 但在某些环节上有交叉:部分服务产品具有的实现劳动成果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运动的功能, 使得这些服务的生产过程同时构成其他实物产品或服务产品的流通过程。但不能据此笼统地认为第三产业是流通部门。第三产业是服务产品的生产部门, 同时又是服务产品的流通部门;某些第三产业部门由于其服务产品具有媒介生产与消费的功能, 因此又是服务产品的生产部门与实物产品的流通部门的辩证统一。我通过对社会产品构成的重新界说, 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中分设服务型生产资料副类和服务消费品副类,建立服务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图式, 阐明了在包含服务产品再生产在内的现代再生产中,必须经过三个方面十个渠道的交换, 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才可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物质上得到替换。其中七个流通渠道均与服务流通有关, 这就是服务型生产资料内部,服务型生产资料与实物生产资料、实物消费品、服务消费品之间, 服务消费品内部,服务消费品与实物生产资料、实物消费品之间的交换。
我根据服务产品在社会产品中比重日趋增大,服务产品与实物产品交换日趋频繁的现实, 通过对服务流通的全面分析,系统地建立了30个反映服务产品与实物产品在交换中实现供需平衡的公式。这包括服务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间平衡的补充公式(实物生产资料与服务消费品的平衡公式、服务型生产资料与服务消费品的平衡公式、实物生产资料与实物消费品的平衡公式、服务型生产资料与实物消费品的平衡公式)、派生公式(对生产资料的供需总量平衡、软件平衡和硬件平衡公式,以及对消费资料的供需总量平衡、软件平衡与硬件平衡公式),第三产业内部平衡公式、外部平衡的详细公式、简化公式和基本公式。
第三,在分配环节上,我通过阐述第三产业分配的物质基础是非实物使用价值,论证了第三产业的分配,无论是对补偿基金、消费基金、积累基金的分配,还是对必要服务产品、 剩余服务产品的分配,实质上只是对第三产业的服务产品的价值的分配,澄清了长期被颠倒的第三产业分配的性质问题。在此基础上,我把现代社会服务分配方式概括为服务的市场分配方式、 半市场和非市场分配方式三种类型,论述了在这三种分配方式中,经营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价值观念、效率观念、 质量观念依次递减,公平程度依次递增的原因。面对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 通过经济制度比较研究,我提出我国服务分配方式的改革应该由公平向效率的方向演变, 重点解决平均主义大锅饭所导致的低效率问题。我还进一步研究了第三产业的分配水平, 在全面探讨影响不同的服务分配方式的分配水平的不同因素后,阐述了第三产业分配水平的变动机制, 指出第三产业的市场分配水平达到均衡水平,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而非市场分配水平是通过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的共同作用, 在行政手段干预下达到均衡水平的。二者均有发生变动的制约因素、变动条件。以此理论为指导, 我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第三产业分配水平方面存在的相对水平长期低于第二产业, 精神生产部门的相对分配水平低于非精神生产部门,某些第三产业部门分配水平偏高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第四,在消费环节上,我系统地分析了服务消费的概念、属性和方式, 概括了服务消费与物品消费的共性与特性,从服务产品的消费功能决定其产业地位的理论高度, 论证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而不是囿于传统的"唯实物产品论"束缚,沿袭第三产业为第一、 二产业服务的思路来论证第三产业的重要性。我阐述了服务消费客观具有的协调、效益、闲暇、 福利的四大功能,阐明了这些功能的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构建起服务消费内部和外部结构的数学模型, 诸如卫生保健、交通和通讯、衣着、房舍等消费方程,对我国本世纪末服务消费结构进行了预测,为我国制定合理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提供了具有量的规定性的参考。
3. 春华秋实
10多年来,我在学坛上努力耕耘,研究成果由少到多相继问世。截至1995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人民日报》,以及伦敦的《服务产业杂志》等中外报刊上发表论文140多篇,出版专著2本,共160多万字;获国家级和省级学术奖15项。 在国家和省里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下,我主持承担了6项国家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并取得显著进展。其中有国家"八五"、"九五"社科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战略",广东省"七五"、"八五"社科规划研究重点课题"第三产业经济学"、 "第三产业管理学"和"第三产业经济运行研究"等。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被《新华文摘》、《经济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和其他学术论点汇编刊物转载或摘要。 我提出或定义的一些第三产业经济学范畴和观点,诸如服务产品、服务消费品、非实物劳动成果、非实物使用价值、第三产业就业方程, 以及服务分配的市场和非市场分配方式等,引起了经济学术界和决策部门的兴趣,被一些研究机构、论文、著作、教科书引用、使用或转换使用。我衷心感谢学术界和政府决策机关对我的厚爱, 对我的精神产品的尊重。为了充实我国高校的经济类学科专业设置,我从1987 年起开始在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中,培养第三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1989-1990年,我有幸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英国剑桥大学、雷丁大学作访问研究, 在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生研讨会上作了中国服务业的专题报告,参加了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年会, 还被特邀参加了日内瓦第6届国际服务经济研讨会, 在会上作关于中国第三产业的学术论文演讲。
1993年,我被选为广东省高校政治经济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1994年, 我被广东经济学界的年轻朋友们推选为广东青年经济研究会会长。1996年,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顶着种种压力完成的《第三产业经济学》问世后, 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1991年6月,该书获得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评奖委员会秘书长、 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同志认为,该书以崭新的结构体系、清新的学术观点、严密的科学论证和自成一派的理论逻辑,在我国经济研究领域开拓了第三产业经济学。它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研究主线,构筑起一个逻辑严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新体系;它以严谨的态度将政治经济学正确地应用到第三产业领域,探讨、 概括和解释现代经济生活中涌现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一系列新问题,补充、 丰富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它透过纷繁复杂的第三产业经济现象, 从共有经济规律和特有经济规律两个角度,系统揭示了第三产业经济规律。这不仅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经济科学的建设,也起着有益的推动作用。
1991年初,几乎是在《第三产业经济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同时,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由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牵头研究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问题。1992年春,国务院办公厅电告我, 调阅《第三产业经济学》和我关于第三产业的一批论文、资料参考。 主持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决定起草小组工作的罗干同志阅后,很感兴趣,邀请我到北京和他面谈。
1992年4月30 日, 我有幸在北京中南海拜会了罗干同志。他和我单独谈了一个下午,认真听取了我对第三产业的划分、 发展趋势和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并对我的第三产业研究提出了殷切希望。 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一位副司长告诉我,中共中央、国务院即将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决定, 吸取了我关于第三产业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后来我对比了文件的征求意见稿和正式稿, 发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第三产业的经营对策、价格体系等方面,有一些增加或改动的提法与我的一些论点很接近。同年9月, 国务院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研究课题组按国务院秘书长的提名,邀请我飞赴北京,再进中南海参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中国第三产业的研究报告座谈会,听取了我对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目标、 分工和重点的意见,并把《第三产业经济学》列为第一项参考文献。 我还多次参与地方政府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研究、咨询和培训。
当我努力为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应尽之力的时候, 祖国和人民给了我莫大的褒奖和荣誉。1992年,我被广东省政府同时授予广东省突出贡献专家和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 国务院批准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我获得广东省首届12位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的殊荣。 饮水思源。每当我回想我由知青到教授的成长经历, 我对在清贫和压抑的环境中含辛茹苦地培育我长大成人的父母亲和外祖母,对谆谆教诲和热忱扶掖我的师长们,对一直关怀我成长的祖国和人民, 总是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值得我高兴的是,我并没有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
4. 砥砺人生
客观地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确实出现过几次难得的机遇,为我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下乡插队时幸运地获得以知青身份继续读高中的机会,打下了日后考大学的知识基础; 刚好在全国重视改善知青待遇的氛围和选拔工农兵学员恢复统考的时机中被推荐读大学, 因而有资格在考试中显示自己的实力;考场上的成功与展览中的荣誉恰好同步出现,使我得以顺利通过选拔工农兵学员的难关; 大学毕业后,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分配到地区师专任教,为以后报考研究生形成了较好的进修环境; 当发展第三产业尚未成为我国的战略决策时,已著书立说,在我国第三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处于"捷足先登"的地位;在英国访问期间,赶上两趟"末班车", 有机会参加了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年会和日内瓦第6 届国际服务经济研讨会......我常常庆幸自己的幸运。但是, 在10多年对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探索中,我体会更深的是,一个人要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大的进展,除了要及时抓住机遇外, 更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我以为,以下四个治学原则是应该遵循的。
一是要发愤图强,努力奋斗。从少年时代起, 中国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单打冠军容国团"人生能有几次搏"的名言就常常激励着我发愤图强,用功读书。几十年来, 我一直把"奋斗"二字作为人生座名铭,不敢懈怠,没有放松过目标追求。熟悉我的朋友都了解,我对时间是很吝惜的。我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要把宝贵的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下乡插队期间,当夜幕降临时,农友们在闲聊中消磨时光,也是疲惫不堪的我却关起门来读书。在佛山师专任教时,大电网经常停电,学校用柴油机发电,每晚10时就停机,我就自制了蓄电池日光灯,学习至深夜。80年代以来, 我虽生活在繁华热闹的大都市,却很少有过轻松的星期天和节假日, 更多的时间是沉醉于书山学海之中的探索。研究生时期,我写论文常干到"东方红",有次连写20多小时,万言论文一气呵成。 我在房门口贴上一条"工作时间谢绝闲谈"的醒目字条,不知为我节省了多少时间。访英期间,吃几口干粮,喝几杯自来水就在计算机中心干个通宵更是家常便饭了。鲁迅先生说过,我哪里有什么天才, 我是把人家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我对此很有同感。
二是要打好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说到底是一种创新。在经济学领域的创新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敏锐的思维能力和过硬的文字功夫。前者使人能站在相当的理论高度来研究和探讨经济学的理论问题,而后两者则使人既不囿于传统的理论框框,又能用简练、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 这就需要打好理论、逻辑和文字基础。我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凡事喜欢问个为什么, 遇到不解的问题总喜欢刨根问底(我的第三产业研究就是从写一篇文章产生的困惑开始的)。虽然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理科, 但我不偏课,各门功课一直全面发展。这样,后来命运把我抛到文科领域,我很快就能适应。我至今还很感激我父母亲和中小学老师对我语文基本功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以及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生的老师对经典著作家的哲学和经济学名著的辅导。它奠定了我受益终生的基本功和理论基础。为了打好理论基础,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我逐字逐句细读《资本论》,书上眉批密密麻麻,写了读书笔记7大本,还有卡片一箱子。这些不懈的努力,才使我在第三产业研究中对经典著作家的有关论点有全面的理解。
三是做学问要严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在写作《第三产业经济学》时,为了撰写篇幅仅数千字的"第三产业形成的时间"这一小节书稿,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细读数10本历史书,还多次拜访历史系专家、教授,请他们查核史料,审阅文稿, 就是希望尽可能不出错。为了分析"使用价值"的涵义, 我按条目索引逐页查阅几大本马克思经济学原著,做了数百张卡片,并细致地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使用价值范畴的多义性,由此引起我对扩充使用价值外延的创新性思考。我认为,做学问只有严谨、实在、学风正, 小到一个标点符号、一处引文、一组统计数字,大到一个论点、一个定量模型以至一本专著,都应该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直到满意为止,才能取得精益求精的进展。
四是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很欣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名言:"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 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由于"不唯上",我的科研才能不"跟风", 在第三产业范畴在中国被横加贬斥的时候,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第三产业及其发展规律性。 由于"不唯书",我才敢于越过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雷池",冲破源于苏联的"正宗清规戒律", 系统分析非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因为要"唯实", 我才能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当代实际建立富有生命力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最后,让我用1994年冬我在广东省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家颁奖大会上讲过的一段话结束本章吧。
回顾我研究第三产业经济学的过程,我深深地体会到:从事科学研究,一是必须选好方向,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不断创新,使研究不断上新台阶;二是必须坚持真理的客观标准,决不能跟"风"跑;三是要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而不是僵化的态度对待前人在书本上提出的理论原则; 四是必须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相对稳定的时间,以优势兵力长期攻关,才能攻克重大的科研难题。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像范文澜老前辈提倡的那样,"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才可能以自己有限的精力攻下广袤的科学园地中某一方面或领域。
(本文原载 李江帆:《第三产业与服务消费品研究》第一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略有改动)
在台山一中读初中时,我们住在4舍。当时大家都很穷,我学会了理发,常用课余时间为同学义务理发。一次,正当我在4舍门口为同学雷畅桓理发,住在4舍2楼的物理科胡老师带着照相机出来,对我们说:我的底片快过期了, 给你们拍张照片吧。我喜出望外,于是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时,我家境贫寒,照相对我来说还是很"奢侈"的一种享受。班里集体活动照了集体相,我作为班长却常常因交不起冲印费而没有登记拿照片。这是可能是我初中时代留下的唯一一张在母校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