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哀悼著名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
唁电
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
讣 告
尹世杰教授1922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洞口县石柱乡。194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系，留校任教，并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在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同时兼任我国著名哲学家李达同志的秘书。1954—1976年任武汉大学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1976—1993年任湘潭大学政治系、经济系主任、消费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1993年下半年起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先后还兼任武汉大学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湘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尹世杰教授终生从事消费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拥有全国“六个第一”：第一个把消费经济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出版了第一本系统研究消费经济的专著，获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个招收消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创办了第一个消费经济研究所，创办了第一家消费经济专业刊物《消费经济》杂志。另外，他还第一个以学者身份获得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首届“保护消费者杯”个人最高奖，第一个以学者身份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联合颁发的全国“消费者维权十佳”和“3.15金质奖章”。 尹世杰教授追悼会于2013年1月23日上午10点30分在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铭德厅举行。 特此讣告。
【编者按】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在此刊发尹世杰教授的照片以表悼念
图3 尹世杰教授在大会发言（2012.10.20）
图4 研讨会全体代表合照（2012.10.20）
【编者按】 为了悼念尹世杰教 授，现刊登李江帆教授于1995年在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写的《难忘的启迪与关怀——我与尹世杰教 授的交往追忆》，文中回 忆了尹教授多年来对李江帆教授的关怀和启迪。
难忘的启迪与关怀 半年前欣闻湖南师范大学将举办"尹世杰消费经济思想研讨会"并收到会议约稿函。我在觉得荣幸之余不免有汗颜之感。我与尹教授认识有十多年了，虽然我们远 隔两地，但他多年来热情地关心、支持着我的研究工作，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很尊重他、感谢他。但是，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的是第三产业研究，对尹世杰消费经济 思想没有深入探讨，不敢妄加评论，而目前繁杂的工作压力，也使我难以抽出足够时间对此作专门探索。为此，征得组委会同意，我写下有关尹世杰教授对我的第三 产业研究的启迪和关怀的一段往事，作为对尹教授从事学术活动近50周年和"尹世杰消费经济思想研讨会"的祝贺。
在我与尹教授的交往中，我印象最深的是14年前我在华南师范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他阐述劳动力分配结构的论文对我从事第三产业研究的启发。
在8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还流行着把西方国家中物质生产人员比重下降、非物质生 产人员比重上升看成是“帝国主义寄生性、腐朽性的突出表现”的观点。当时中央党校编写的一本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辅导书就以批判的口吻论及此现象。 而出身“师门”的我，凭着直觉，对此类“高论”早就产生怀疑了。不过，我感到很难运用我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驳倒它。因为，按照政治经 济学关于只有工农业才创造产品和价值的成说，也确实只能推导出教师、知识分子以至所有“非物质生产劳动者”都是靠“物质生产部门”施舍或馈赠的产品养活 的。
带着这一困惑,我在1979年开始了沐浴着思想解放春风的研究生学习。 我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提出的“在服务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一语，和运输业的再生产公式Ｇ─Ｗ…Ｐ─Ｇ'，以及西方经济学对Goods（货物）与 Services（服务）的并列分析中，得到很大启发。我意识到， 上述谬见的症结是无视非物质生产领域所提供的非实物产品——服务产品的存在，将生产非实物产品的部门误作非生产部门。进一步的推论显然是“非生产人员”越 多，社会上靠他人供养、自己什么也不生产的人就越多, “寄生性”当然就越强。这是一种有害的理论,非要澄清不可。1980年6月，我在研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时写的读书札记中提 出，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物质）生产劳动者日趋增多，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不是社会腐朽、寄生性的表现，服务性行业日益发展，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不 过，对于物质生产劳动者减少的趋势,该文只是从物质生产领域因生产率提高，故生产同量的物质产品需要相对少的劳动力的角度来阐述的，论据显得还不够全面。
不久，我意外地获得一个启发。那是1981年夏，我确定了以《资本论》的研究主线 和始点为蓝本，撰写题为“论服务消费品”硕士论文，系统探讨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价值、生产与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六方面问题，全面丰富、补充 《资本论》体系。因选题新，资料难找，于是整个暑期我都忙于收集理论文献和数据资料。
一天，在我校政治系资料室一个铺满灰尘的书柜顶上, 我偶然发现了一大叠文革前的《武汉大学学报》。在1963年第3期上， 一篇署名尹世杰的论文——"试论劳动力在生产领域与非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跳入我的眼帘。由于当时我们学校刚招经济学研究生，与省外经济学术界交流很少， 加上孤陋寡闻，我还不知道尹世杰是什么人。可是我很快被他的论文吸引住了。从我至今保存着的两张文摘卡片上可以看到, 我当时记下了该文对劳动力在生产领域与非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的重要意义、影响因素及其规律性和发展趋势的论述。
尹先生文中最令我感兴趣的观点是: 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与非生产领域的劳动效率的提高速度是影响劳动力在这两领域之间的分配的因素。由于前者一般快于后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使生 产领域的劳动力增长速度慢于非生产领域。或许讲者无意（在60年代第三产业概念尚未传入我国时，他并未提到第三产业比重增大现象），但听者有心。这一见解 对昼夜冥思苦想着为何世界第三产业比重迅速增大的我来说，不啻大旱之望云霓。后来我又查到了刘成瑞先生在《中国经济问题》1964年第二期上与尹先生的商 榷文章。两文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第三产业比重趋于增大的规律，但给我以全新的思路，我感到豁然开朗了。我明白了，我应抓住两大领域生产率增长的相对速度差异 这一关键，从一个新角度分析服务领域日趋增大的必然性：首先应论证物质生产领域生产实物产品，非物质生产领域生产服务产品(我的新观点)；其次要分析两大 领域因产品特性和应用新技术的可能性的差异造成的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率快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现实(受尹、刘两文的启发）；最后就可得出系统的推论：(1) 在社会对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同步增长时,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力增长速度快于非物质生产领域;(2)在收入水平提高、闲暇时间增多使服务需求增长快 于物品需求时，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力增长速度更快于物质生产领域领域。两个结论都证明第三产业比重趋于增大具有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我还通过定量分析建 立了第三产业模型。
此后，我通过查找全国高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才知道尹先生是经济学老前辈、湖南湘 潭大学教授。恰好这时我要为撰写硕士论文，和同学赴北京、长春、天津、重庆、武汉、上海、厦门等地访问专家、学者，收集论文资料。于是我给素不相识的尹老 师写了一封信，寄上了我的硕士论文研究大纲，并谈到打算在1981年9月-10月赴京返粤的途中去湘潭大学请教他。这是我第一次和尹先生通讯。其后，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广东，进行了两个月访学，大开眼界。不少专家学者不赞成第三产业概念，有的甚至提出激烈的抨击。但是，他们使我有机会在吸取正面意见的同 时，广泛留意、了解、考虑反面和侧面的意见和批评，对我形成硕士论文以至《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新论点的启发甚大。后来，在我推敲每一个新论点时，我都仿佛 听见耳边响起不同意见，因而能有针对性地给予恰当的、充分说理的直接或间接的回答，在驳论中深入阐述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新观点。可惜的是，因为天气变冷的原 因，我们决定先去东北, 再由北京取道重庆、武汉、上海、厦门、汕头返校，返程没有经湖南，拜访尹先生的愿望因而没有实现。虽则如此，我知道尹先生在遥远的湘潭，还是一直关心着我 的研究的。
其实，当时我钻研服务消费品问题直至后来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是面临着很大风险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第三产业持否定、批判态度，认为它是 违反马克思主义的。1981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概念试探性地在中国传媒上“亮相”才几个月，在下半年就因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以“渗透着资产阶级本 质”的罪名被上面有关权威部门打入冷宫。而我恰好在这时顶“风”而上，开始第三产业研究，个中的政治压力、学术压力以及“学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北上访 学时东北一著名经济学家就劝过我要回避科、教、文、卫的生产性这一学术风险大的问题。11月我访学回来后，国内学术界和舆论界在中央某权威部门的指示下, 已形成对第三产业概念众口一词的批判态势。 加之我们已在访学中获悉我校未被批准为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最新消息，这意味着我们要到校外去申请学位。而校外相当多专家学者所持的是与我截然相反 的观点。这给我造成的压力就更大了。我差一点就要打退堂鼓了。在我撰写硕士论文和即将答辩期间，中央权威经济学报刊连篇累牍刊载批评服务是生产劳动的“一 边倒”论文，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政治气氛，使我的答辩几乎处于被动局面。我是多么需要支持和理解啊！令我至今还很感激的是, 尹先生一直很赞赏我对服务消费品的研究, 关注着我的硕士论文写作并给予满腔热情的鼓励。这对于处在逆境中的我无疑是极大的支持，它鼓舞着我披荆斩棘前进。
从1981年底至1982年春,我深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6、 46和47卷，广泛阅读中外有关文献资料，做了2000张卡片，约26万字；写了6 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此后,从1982年5月18日至6月24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鼓作气写成了8万多字的硕士论文《论服务消费品》初稿。论文包括三章:(1) 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2)服务消费品的价值,(3)服务消费品的生产规模与发展趋势。后一章对劳动力在工农业生产领域与服务领域之间的分配规律的分析 ,就是在尹先生关于两领域效率增长差异的论点基础上形成的。因时间和篇幅所限，论文虽然没有完成原来六个部分的计划，只探讨了前三部分，但它已奠定了我后 来建立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非实物产品理论, 成为《第三产业经济学》第4、5、10章的雏形。尹教授在收到我寄送的硕士论文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一再向推荐其研究生参阅。
由于当时我校(华南师范学院）还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因此我的论文答辩得“两锤”定音，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本校的毕业论文答辩，第二次是暨南大学的硕 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们充分肯定了该文的重要意义、创见性和科学性，一致通过授予硕士学位。后来，此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以《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 值》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中文和英文版上问世。其他部分也“化整为零”，拆为13篇论文，相继于80年代初期发表于中央和省市报刊上。由此， 我迈入了第三产业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大门了。
在"尹世杰消费经济思想研讨会"召开之际，尹教授十多年来一直在关心着我的往事就 象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是他，在我初出茅庐之际为我向《求索》杂志推荐过论文；长期给我赠阅他主编的《消费经济研究资料》和《消费经济 研究》，并录用过我的数篇论文；多次惠寄新作征求我的意见。1986年夏他还特地邀请我赴张家界参加消费经济研讨会, 遗憾的是我当时抽不出时间赴会。这些都显示了他对我这样一个经济学新兵的关怀、信赖和鼓励。值得尹教授欣慰的是，他一直关心、支持着的第三产业研究终于结 出硕果。经过从1980年7月到1988年6月的“八年抗战”,我终于以硕士论文为基础，完成了42万字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这一理论成果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和较高评价，荣获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它也给予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实践和决策以良好的影响。我深深感谢尹教授和省内外很多前辈、朋友多年来 对我的启迪、支持、教诲和帮助。特写此文，聊表谢意。
（写于华南师范大学，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一日中午 11:45分，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凌晨 04:19分，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午 11:2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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