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往事》
我与广东中青年经济研究会二三事
李江帆
广东中青年经济研究会是由我省经济学界中青年朋友组成的、下属广东经济学会的学术团体。作为该会首届会长,当我回忆起研究会创建和发展的历程,对经济学界老前辈热情扶掖新一代的高风亮节,总是怀有深深的敬意,对年轻朋友们在研究会活动中的表现出来的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和团结合作,更是感到非常欣慰。
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可上溯到1994年1月6日。那天,广东经济学会会长曾牧野研究员,副会长宋子和、张元元、关其学、石祖培、王光振、丁家树教授等老同志,约请我和广州地区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几个年轻学者一起到省社联开会。到会的有华农温思美、暨大张炳申、省社科院李新家、省委党校黄铁苗、中大董小麟等同志。经济学会领导曾牧野等同志殷切地对我们说,近年来,我省经济学界涌现了一批素质好、学术水平高、思想活跃的青年同志,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研究成果。年轻同志们需要一个学术团体来团结大家,更好地发挥我省青年的作用。一些青年同志也表达过这一愿望。对此,经济学会开过会长会议研究过,大家推荐了6校2院几个比较突出的年轻同志。今天请你们来开会,就是要商量一下筹建一个青年经济研究团体的事情。
对老同志的这一建议,到会的年轻同志当然非常赞同,因为它反映了年轻朋友们希望更多地参加学术活动的要求。对于一个学者,特别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需要通过经常参加学术团体的活动走向学术界,我也是有切身体会的。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刚"出山"时迫切盼求参加学术团体活动的难忘往事。1976年我在广东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到佛山师范学校执教。该校地处南海大沥鹅头岗,学术信息比较闭塞。我除了经常抽空走访广州地区高校与同行交流外,还很希望有机会参加省级学术团体。大约在1978年秋,我和同事们到广州参加佛师大专班的招生,还专门去到越秀北路广东经济学会秘书处,询问能否吸收佛山师专的政治教师为省经济学会会员。可惜听到的是否定的答复(不吸收外地个人会员),我们失望地离开了。翌年,我考取了华南师范学院经济学研究生,认识广东著名经济家以至聆听其学术报告的机会当然比在佛师多了。不过作为一个青年人,我参加省经济学会活动的机会也不多。1982年冬我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吴朝震老师因事把其开会指标让给我,我才有机会去从化温泉参加广东省社科界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我首次正式参加广东经济学会的学术活动。我早就熟悉卓炯、曾牧野、古念良等前辈,但对一起赴会的不少人还不认识。记得当时在车上请教身旁一位长者姓名,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孺,广东经济学会会长!我不禁为自己孤陋寡闻而汗颜。在这次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被选入论文集,后来又获广东省首次优秀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奖。我感到学术界对青年研究成果很重视,这对自己从事学术活动的鼓舞很大。后来,在颁奖大会上,我还被指定代表青年获奖者发言。
1983年初,因为一个误传,我在春节过后即和黄标熊教授等赶往厦门大学参加规模空前的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谁知到后才知道大会没收到我早就寄出的论文,并没有邀请我赴会(当时广东才有两三个赴会名额)。我只好将错就错,要求当“列席代表”。看着正式代表排队领取大会论文而我因“列席”身份而两手空空,我心里真不好受。不过,回想起来,列席这次会议收获是很大的:一是首次参加全国性高层次学术研讨会,认识了一批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当时华师一些副教授也没机会参加)。二是结识了不少中青年学者。当时还没有“中青年”概念,我们自定标准将41岁以下的称为“年轻同志”,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并合影留念,现在这批人大都成材了。三是我恰好在召开评审会前从广州赶运来并送到评委手中的论文,得到大家好评,被选入大会论文集(后来因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录用而没收入此论文集)。四是有机会担任小组讨论记录员,得到不少锻炼。我每晚赶写生产劳动讨论简报到深夜两三点钟,清晨,我的手稿就经厦大印刷厂变成了代表们手中的铅印的会议简报。厦大美丽的校园,云集的经济学家,高深的学问和严谨的学风,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没想到的是,数年后,我有幸持研究成果重返厦大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不同的是,“笔”已换成了电脑,手稿也变成了“机稿”。
首次参加广东和全国这两次研讨会后,我开始进入经济学术界。随着发表论著和参加学术活动的增多以及担任广东经济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等工作,我认识的经济学界的朋友越来越多。在1984年,我和一批青年朋友们还参与筹建了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下设经济部。不过,广东一直没有成立青年经济研究会。如今,我有机会要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同行筹建年轻人的经济研究会,这怎能不令大家高兴!
但是,当大家商谈青年研究团体时想到,青年团的"青年"概念是16-25岁,而到会的7位年轻学者中,有5位已届"不惑之年"。我则是其中的"老前辈",已近43岁了。这还好意思参加青年团体吗?不过,如果按共青团的"青年"概念建立研究会,就会将经济学界一批三四十岁的佼佼者排除在外。正当大家犯难时,有同志说,据说联合国有一个标准,45岁以下的还属青年。这给了"大青年"们参加"青年"活动的勇气。大家说,干!到会的年轻人推举当时年轻经济学者中仅有的两名教授--我和温思美主持该会的筹建工作。
1994年1月21日,我和温思美、张炳申、李新家、黄铁苗、陈广汉、沈贵进、李惠武、郑方辉等在省社联开会。会议决定:筹建的团体名称定为广东青年经济研究会,性质为二级研究会,下属广东经济学会,会员为45岁以下的青年人;将通过向广东省青年经济学界征文的方式,筹建研究会;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刊登征文信息,论文颁奖和研究会成立大会将在8月召开;聘请评审委员会评定论文奖项,自筹评奖奖金,奖励赞助的联系者,出版获奖论文集;起草研究会章程。曾牧野、张元元、宋子和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决定由广东经济学会资助我们筹建经费4万元。张元元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广东经济学会的优点一是团结,二是联系实际。希望你们继承这一传统。
此后,我们便密锣紧鼓地开始了筹备工作,多次开会研究。1994年6月17日研究评奖、章程和会议安排。7月2日讨论了成立大会的地点和研究会领导机构的设置。7月12日,召开发起单位筹备会议。我向大家通报了筹备情况。张炳申同志通报了论文的4次评奖情况。温思美同志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沈贵进同志介绍了研究会的筹建情况。经会议协商决定6校2院各推荐一人任正副会长。会议还决定聘请曾牧野、宋子和、王光振、石祖培、陈铁、李华杰、马恩成同志为评奖学术委员会成员,最终评定论文奖级。7月16日,我和温思美等同志向经济学会领导汇报研讨会和研究会的筹备经过、评奖情况、研究会机构和成立大会安排。8月2日再次开筹备会,讨论会议通知、获奖论文、研究会章程和大会议程。8月22日下午开会研究了会场布置、食宿、回条、聘请顾问、宣传部领导讲稿、会议新闻发布、接待工作等问题。8月25日下午我在华工科技交流中心508房主持了最后一次筹备会议。温思美同志报告筹备情况,沈贵进同志介绍大会议程和理事会人选安排,大家对此进行了讨论。至此,一切准备妥当了。
1994年8月26日上午9时35分,广东青年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邵逸夫科学馆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位来宾、获奖论文作者、发起单位代表。我主持了开幕式。温思美同志首先介绍了青年经济研究会的筹备和征文的评奖情况。接着,广东经济学会会长曾牧野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钟肇副校长、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李超副主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刘斯奋副部长先后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邓杜廉同志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黄华华同志的贺信和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同志的书面发言。温思美同志宣读了获奖名单。最后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颁奖。全体同志合影留念。下午大会发言。7月27日上午分组进行学术交流,并讨论研究会的章程。下午由温思美主持会议,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对研究会章程、理事人选作了说明。最后,通过了广东青年经济研究会章程和领导机构。我被选为会长,温思美为常务副会长,沈贵进、张炳申、黄铁苗、李新家、陈广汉、邓杜廉、李惠武、梁伟发、廖曙辉等任副会长。沈贵进兼任秘书长。
接着,在年轻朋友们的热情欢迎下,我登台作了"就职演说"。我主要谈了今后研究会工作的五点设想。
一是活动形式。我指出,研究会是一个松散型学术组织。从会员特点看,大家各有工作单位,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从研究会的特点看,它是学术组织而不是实体组织。学会活动历史也证明,凡开头搞得过于轰轰烈烈的,必难以长期坚持,到头来变得虎头蛇尾。研究会靠共同兴趣、合作课题、经济利益、共同活动(交流,互访,征文,评奖)来维系。
二是活动依托。我认为,依托之一是人员。历史经验证明,这是搞好研究会的关键。要热心研究会工作,有奉献精神(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工作能力和责任心。参加我们研究会的有三层次人:第一层次的是35-45岁的正副教授(尤其是40岁以上),主要是出谋划策,后台支持。一来这些人科研任务重,科研经验丰富,可出点子(我举了一个大学党委书记的"典故"--教授的优势在于知道哪里有"兔子"、副教授的优势在按教授的指点打"兔子",讲师在副教授打了"兔子"以后去捡"兔子")。二来他们已属"大青年",不太好意思"冒充"青年。第二层次的是25-35岁的,特别是外地调入的博士、硕士,应在前台,研究会的主要工作应由他们来干。这是因为他们时间、精力都相对多,过去参与广东学术圈的活动的机会少,承担的科研课题相对少,现在有机会了。第三层次是25岁以下的是真正的青年,包括在学的大学生、研究生,主要协助研究会工作。依托之二是经费。要发展市县领导、企业家入会,争取课题经费,争取政府资助,承包经营搞实业,拉赞助。
三是活动原则。我提了五点。一是政治原则。这是研究会的方向。青年经济研究会要创牌子,要在全国、全省层次上形成好影响。二是物质利益原则。为研究会争取赞助的要给予奖励,不是纯义务的。三是合作补台原则。这是广东经济学界的好传统,我们要继承,在研究会工作中加强团结协调,在学术上不搞门户之见。四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卓炯老前辈在这方面的高风亮节为我们年轻人树立了好榜样。五是自愿原则。研究会要靠其凝聚力吸引青年人自愿参加活动。此外,我还谈了活动项目和活动机构问题。
广东青年经济研究会成立后,主要抓了6件重大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一是在1994年研究会成立的当年,很快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获奖论文集。二是在研究会成立不久,组织课题组,在1994年10月9日启动"五个一工程",自筹经费进行广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验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三是1995年5月与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东莞举办“迈向21世纪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研讨会”。这次会议从策划、筹措经费、落实会议安排,到提交论文,充分运用了传真通讯、电脑排版等现代办公手段,以磁盘形式提交大会的论文在会议召开之前的很短时间内就印刷成论文集发给会议代表。会议一改“单向”报告会的旧会风,采取seminar形式,预留听众提问和讨论时间。会议的高效率和"新潮"一时在学术界传为佳谈。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引起了有关部门和研究者的重视,会议开过后一段时间,还有不少同志来索要论文集。1996年初我被国家教委派赴美国哈佛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半年。当时研究会留家的温思美、李永杰、邓杜廉等同志与湛江市委市政府筹办粤西经济研讨会已到了倒计时阶段,不料一场大台风造成的湛江财政状况的拮据使此会流产。是年11月27日,我从美国回来后与李永杰等同志研究会在广东财贸管理干部学院主持举行了"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研讨会",算是本年年会。
1997年11月,本研究会在通过传媒在全省征文后在肇庆市召开广东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暨广东中青年经济研究会年会。这也是本会第二次征文颁奖会。
1998年7月20日,本会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换届会。我继续担任会长,温思美同志仍任常务副会长。除了原来“老”理事外,一些年轻同志加入了理事的行列。
回顾研究会五年来的工作,大家都认为它办得比较好。它为我省中青年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加强联络、沟通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密切结合现实经济发展,发挥学术研究的先导作用和理论指南的作用;促进了我省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队伍的成长壮大。研究会成立之初理事会只有教授2人,博导1人,现已分别增加到12人和5人。
中青年经济研究会之所以能够办得有声有色,我认为主要有五个因素。
第一, 有一个团结、协调的常任理事会。同志们志同道合,互相补台,把工作搞好。我至今还记得:铁苗在成立大会给我递纸条,提醒我别忘了在大会上向上级领导、来宾、赞助单位表示感谢;在研究会的知识产权受到侵犯时,思美、炳申和我连夜多次进“三方通话”紧急磋商,选择了较妥善的解决办法;杜廉主动地邀请青年画家作画赠惠给研讨会的赞助单位,使赴会的青年朋友们感到增光不少。
第二, 坚持研究会的学术团体性质,工作重点放在学术研究上,不把它变成争地位、捞好处的场所。大家见困难就上,见学术重担就挑。炳申在研究会成立之初,不顾本职工作的繁忙,主持了研究会的"五个一工程"研究任务,为集体争得了荣誉,在获得奖励时,主动将奖金上缴研究会基金。不少同志想方设法筹措经费,为的是支持每年举行一次的学术年会。在本会征文时,为评审公正,不照顾关系,拥有"生杀大权"的年轻教授、博导评委们的论文均不参加评奖;所有参评论文的作者和单位都不对评委公开,不论职称、职务,完全按论文质量评出好文章。
第三, 有一批热心研究会工作的、有奉献精神的、特别能干的年轻同志。贵进任秘书长期间,主动操办了研究会的许多具体工作,从草拟章程、刻制印章、开设帐户、出版论文集,到印制信笺,事必躬亲。必良等同志主持"迈向21世纪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研讨会"论文的编辑印刷工作的高效率和高速度,传为经济学界的佳话。
第四,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朋友们的支持。省经济学会的老同志除了倡导成立青年经济会外,还经常关心研究会的工作,从思想、组织、经费上给予支持。企业界、新闻界等朋友们,也热心支持研究会的工作。
第五,研究会有好的运行机制。主要是集体讨论、集体决策,分工合作,精悍高效,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等。
当然,我们研究会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面临着一些要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学术影响还不够大,一些好设想未有落实。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提高广东中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在全国的知名度,提高为现实经济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加强开发工作,筹措经费;健全各中心的工作;为青年同志的发展铺桥搭路。 (写于199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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