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推荐投稿

　　稿子写成后，华南师范学院学报马上就采用了。接着，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肖灼基先生主编的《经济学文摘》试刊也以显著地位加以摘录③，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约在6、7月，我想起我一年前研究生产劳动的处女作投稿遭"枪毙"后，其第四部分--《非生产劳动者日趋增多是社会寄生性的表现吗》仅在校内的内部刊物上刊登过。而我至此尚未在校外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不甘心自己的论文就此"给老鼠的牙齿批判"，就准备把它向《学术研究》投稿。当时国内的学术杂志很少,加上我研究刚入门，深感写一篇文章很不容易，作为研究生在学术杂志公开发表一篇论文更不容易,很需要前辈推荐。我在请求过有关编委帮助但无下文后想起了卓老。于是,我把该文作了修改后改题为《略谈物质生产劳动者日趋减少问题》，连《略论服务消费品》和一封短函，一同寄给卓老，请他给予指正，并希望他能把前者推荐给《学术研究》。这是我与卓老的第一次通信。由于上课期间我没有与卓老交谈过，我当时还不能确定他是否认识我，更不知道他这么忙会不会顾及这些小事。

　　然而，卓老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信，给予热情鼓励。他写道：
"江帆同学：
　　你的写作（指《略谈服务消费品》和《略谈物质生产劳动者日趋减少问题》--李注）我都看过了。关于服务消费品的问题，还未引起大家注意，你能在这方面下功夫，是具有敏锐的眼光，很好。
　　你的《略谈物质生产劳动者日趋减少问题》也写得很好。
　　你在《略谈服务消费品》一文中，已经使用了非物质生产劳动领域的概念，因此我主张你在本文中所使用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改为物质生产劳动和非物质生产劳动较好。简单说明改变的理由就行了。因为把一些服务性的劳动说成是非生产劳动，产生了不少副作用。改好后再寄给我转学术研究。
　　敬礼
　　　　　　　　　　　　　　　　　 　卓炯　1981.7.22."　

　　卓老的支持使我得到很大鼓舞。我按他的意见对稿子作了修改(此后我不再称服务劳动为非生产劳动)，题目改为《略谈非物质生产劳动者日趋增多问题》，再交卓老。卓老于7月29日在稿上批示:"宣德同志④:这篇文章很有新意,请考虑予以发表。"8月24日卓老函告我稿子已转《学术研究》。11月23日《学术研究》高伟梧同志来函告诉我，稿子可以发表，并约我到编辑部商谈修改问题。卓老12月2日也来函说:"得悉你调查归来，甚慰。…你的那篇文章，据《学术研究》的编辑称，他们准备安排刊登。"

　　就这样，在卓老的关怀下，该文在《学术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了。不久,它被辑入了《新华文摘》1982年第5期《报刊文章篇目辑览》。这是我入学以来发表的第7篇文章,但它是我在校外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它的发表对我来说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不仅刊载了我开始第三产业研究的处女作的一部分，而且记录了卓老对初出茅庐的我--一个普通的研究生的关怀和扶掖，有特殊的纪念价值。文章的发表使卓老的关切之情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十多年来虽然岁月消逝，但每当我填写历年科研成果目录时，睹物思人，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卓老。

第五节 支持攻关

　　卓老认为我研究服务消费品"具有敏锐的眼光"，增强了我研究服务消费品的信心，也鼓励了我踏上研究第三产业经济学的征途。1981年夏，在导师黄家驹老师的提议下，我决定以在《华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略谈服务消费品》为基础，以"论服务消费品"为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9月4日，我写出毕业论文研究大纲"论服务消费品",拟以《资本论》的研究主线和始点为蓝本，系统探讨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价值、生产与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六方面问题，全面丰富、补充《资本论》体系。这一研究大纲实际上成了我七年后完成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专著的基本理论框架。

　　在我钻研服务消费品直至后来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我当然清楚地知道我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第三产业持否定、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1981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概念在中国传媒上"亮相"才几个月，在下半年就因一位全国著名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以"渗透着资产阶级本质"的罪名被上边有关权威部门打入冷宫。而我恰好在这时顶"风"而上，开始第三产业研究，其政治压力、学术压力以及"学位压力"(申请硕士学位)之大可想而知。我还记得1981年北上访学时东北一著名经济学家就劝过我要回避科、教、文、卫的生产性这一学术风险大的问题，但我没有听。在我撰写硕士论文和即将答辩期间，中央权威经济学报刊连篇累牍刊载批评服务是生产劳动的论文，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政治气氛，使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几乎处于被动局面。我当时多么迫切地期望杂志上有那怕一篇论文露露脸支持第三产业理论也好，这就可冲淡一下答辩会的政治气氛,证明自己的新观点只是学术之争……

　　后来到了1983年(此时我还是个助教)，我的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也因服务消费品的新观点而差点"卡壳"。一位副主编不同意我文中关于"服务消费品是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交通、通讯及个人生活服务等部门的劳动者提供的用于生活消费的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的定义中提到"教育"，说是对教育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有激烈争论，必须删去这两个字。我听到后觉得不合适。发表文章文责自负，不代表主编的观点，更不需跟"风"走。难道主编的责任是要把作者的论点"改编"得跟他的一样吗？更何况，教育是我研究服务消费品的"导火线"和理论分析的模特儿,　也是其新意所在。删掉它，岂不是釜底抽薪吗？于是，我对责任编辑瞿孟飞先生⑤说，教育服务是个原则问题，如果贵刊非删不可，我宁可不在这里发，尽管贵刊的档次高，名气大，很多人都唯恐攀不上。瞿先生对我坚持自己学术观点，不卑恭屈膝、让步求全的坚定态度很是赞赏。他建议我在论文中加一段马克思论教育是提供服务消费品的服务部门的综述(后来此文出现一段注释体例不一的"语录"就是源于此)，试图帮我以此说服他的上级。谁知这位上司还是固执己见。最后,他们采取"陪绑"方式将此句中"医疗、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交通、通讯及个人生活服务等部门"与"教育"一起删掉，而没有单独删掉"教育"二字和文中关于教育服务的内容，算是既执行了副主编的指示，又照顾了我的意见。

　　1984年后,第三产业虽然因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而被列入国家统计局和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正册"，但否定第三产业的产品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学术界仍一直占主流地位。北京一著名经济学教授来华南师院讲学时就关切地教诲我：不宜以有争论的"第三产业"为题搞研究。北京一位对服务经济很有研究的学者，知道我打算写《第三产业经济学》时，也耽心地劝我不要以第三产业为新经济学命名。面对一片反对声，我发现自己简直是在与一个传统的旧经济学体系作战。

第六节 "敏锐的眼光"

　　在这样的困境中，是卓老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第三产业研究的深远意义，坚定地支持我攻克第三产业经济理论难关。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在逆境中因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而备受打击的日子。他在60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正确观点,一直受到批判、打击。1984年党的十二界三中全会确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证明了他的高瞻远嘱，使他载誉于决策层和学术界后，他谦虚地说了一句至今仍耐人寻味的话："我的研究终于跟上了党的步伐。"他度过的艰难岁月使他深知对于处于困境中的我来说，理解、支持和帮助比什么都重要。1981年下半年，北京学术界已掀起批评第三产业的浪潮，而我却为撰写第三产业方面的硕士论文，从9月17日至11月17日和同学梁秩森赴北京、长春、天津、重庆、武汉、上海、厦门等地访问专家、学者，收集论文资料。卓老在8月29日-9月10日去大连开会之前，来函约我到他家去，为我北上访学写了数封介绍信，介绍我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北京大学厉以宁、肖灼基、吉林大学关梦觉、东北师大赵洪、复旦大学洪远朋、上海社联蒋炜、厦门大学张来仪等学者。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广东。两个月的访学使我大开眼界⑥。不少专家学者不赞成第三产业概念，有的甚至提出激烈的抨击。但是，他们使我有机会在吸取正面意见的同时，广泛了解、留意、考虑反面和侧面的意见和批评，对我形成硕士论文以至《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新论点的启发甚大。后来，在我推敲每一个新论点时，我都仿佛听见耳边响起不同意见，因而能有针对性地给予恰当的、充分说理的直接或间接的回答，在驳论中深入阐述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新观点。这不能不归功于1981年的访学。

　　1981年11月我北上访学回来后，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在当时中央权威部门的指示下,已形成对第三产业概念众口一词的批判态度。加之我们已在访学中获悉华南师范学院未被批准为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最新消息，这意味着我们要到校外去申请学位。而校外相当多专家学者所持的是与我截然相反的观点。这给我造成很大压力。要不要改题？在此形势下，我的导师黄家驹老师旗帜鲜明地支持我继续搞第三产业研究。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表示了充分的信任："你不要改题。我认为你的学习基础好,逻辑思维能力和科研能力都很强。只要你相信你的论点站得住脚，你就搞下去。即使你到外校申请学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通不过，我们照样承认你已达到硕士水平。"至今，我仍然很感激黄家驹老师在当时的逆境中那么坚定地支持我，不然我就很有可能不搞第三产业研究，也就没有今天的成果了。

　　我再征求卓老的意见，也得到他的坚定支持。他在1981年12月13日和我的一次关于毕业论文的长谈中指出："我不但同意第三产业，我还同意钱学森的第四产业。凡是马克思承认创造价值，有创造使用价值（或效用）的，就是生产劳动，就是产业。……资产阶级把交通划入第三产业，比马克思的还科学。马克思（把交通划入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有漏洞，与他原讲的物化劳动有矛盾。……马克思讲的生产劳动有两种，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讲第三产业必须承认第一、第二产业是基础。反过来，没有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产品也不能实现和消费。上层建筑不能看作服务行业。属于经济基础的、消费环节的才是第三产业。"这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如果说，以前我知道的有关卓老的理论坚定性的只是种种传闻的话，那么，这一次我就真的有幸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卓老不畏权势、不跟"风"的硬骨头精神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继续走自己的路！我下了决心把第三产业研究进行下去。

第七节 关键时刻

　　1981年底至1982年春,在导师黄家驹老师的支持和吴朝震、黄标熊老师的指点下，我深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6、46和47卷，广泛阅读中外有关文献资料，做了2000张约26万字的卡片，写了6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此后,从1981年5月18日至6月24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鼓作气写成了8万多字的硕士论文《论服务消费品》初稿。文章包括三章:(1)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2)服务消费品的价值,(3)服务消费品的生产规模与发展趋势。初稿获黄家驹老师的较高评价。6月29日，我在论文草稿扉页上写上:"卓老：恳请指正,意见请就写于稿子上。谢谢！"然后送给卓老征求意见。卓老约我7月6日到他家去面谈论文。他高兴地对我说:"文章写得很好。立足点是很好的。逻辑性很强，材料很丰富。…将来想办法让人民出版社给你出版。"他还在论文上扉页上作了如下批示：

　　"反对服务消费品创造价值的人有一个理由，即在统计学上难予处理。这一点似应加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是独立统计的，我们在理论上是如何解决的。
　　服务消费品与物品生产之间的交换关系，是否可以客运为例，作为一种追加价值来理解，请考虑。有些服务消费品(指客运服务-李注)的剩余劳动只能表现为剩余价值（货币）不能表现为剩余产品，这为剩余价值的存在找到了客观根据。很好。
　　根据新的情况提出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很有创见。
　　服务消费品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反作用，要作专节论述。
　　以上意见，只供参考。
　　　　　　　　　　　　　卓炯　1982.7.6."
　
　　卓老的批文现已成为我珍藏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物了。他提及的"为剩余价值的存在找到了客观根据"，其背景是：他认为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货币表现，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社会主义社会既有剩余劳动，就一定会有剩余价值。而当时学术界反对或故意回避此问题，不提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改用社会主义剩余产品价值概念。卓炯从我引证和阐发的马克思关于客运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论点中想到，既然客运服务的剩余劳动只能表现为货币形态的剩余价值，不能表现为（实物形态的）剩余产品，这就说明，有时有剩余劳动，不一定有（实物形态的）剩余产品，所以也没有"剩余产品价值"。这时如用剩余产品价值概念来表示剩余劳动就明显不通，非得用剩余价值概念不可。这等于从马克思那里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存在找到了理论依据。

　　据卓老的意见，7月11日我在论文第３章加写了"服务消费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一节，此后按周治平、黄标熊、吴朝震等老师的意见，重点修改了第2章中关于服务价值的质和劳动价值论的发展等问题。至7月23日，第二稿完成。

　　第三稿的修改是在7月24至8月1日进行的，主要是按照黄家驹老师的意见，通过去广州市饮食服务业和旅业调查，以实际数据充实、证实第2章服务消费品的价值量的理论分析。至此我的八万字的硕士论文定稿了。因时间和篇幅所限，它虽然没有完成原来六个部分的计划，只探讨了前三部分，但它已奠定了我后来建立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非实物产品理论,成为《第三产业经济学》第4、5、10章的雏形。

第八节 "两槌"定音

　　由于当时华南师院还没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因此我的论文答辩得"两槌"定音，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毕业论文答辩，解决研究生毕业问题。于1982年9月20日在华南师院政治系会议室举行。由李华杰老师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卓炯、黄家驹、黄标熊、丁家树老师任答辩委员。卓老参加答辩会时只在我谈到服务价格时插了几句话，没有专门发问（这是他参加答辩的一贯风格）。大概他认为他的观点已在其书面评语表中写得很清楚了，意见也早在审阅初稿时提了，也就无需多言了。他的评语是这样写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产劳动的比重显著减少，服务性劳动比重不断增加。物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形成一种新的辩证关系。作者能根据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加以发挥，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并且提供科学的数据，结论是相当可靠的。论文不但有科学的基础，而且有马列主义方法论的修养。缺点似乎对当前的一些不同论点还缺乏针对性的讨论⑦。"答辩委员们充分肯定了我撰写毕业论文所做的扎实研究工作及论文的重要意义和创见，一致通过毕业论文并评为优秀，一致通过参加硕士论文答辩。

　　第二次答辩是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解决授予硕士学位问题，于1982年11月22日在申请学位学校暨南大学举行。由暨南大学陈继文老师任答辩委员会主席，黄家驹、李华杰、何永祺和孙耀东老师任答辩委员。卓老没有再参加。答辩委员们也充分肯定了我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意义、创见性和科学性，一致通过授予硕士学位。后来，我的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以《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中文和英文版上问世。其他部分也"化整为零"，拆为13篇论文，相继于80年代初期发表于中央和省市报刊上。由此，我算得上迈入第三产业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大门了。

第九节 青年导师

　　卓老不仅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做出了具有惊人胆识的、高瞻远嘱的突出贡献，而且以满腔的热诚扶掖晚辈，对青年们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赢得青年们的衷心爱戴，成为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敬仰的青年导师。

　　在中共中央作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1984年秋成立的广东青年社会工作者协会经济部于1984年11月7日开会，决定在1985年为纪念卓老77岁生日(1月20日)召开卓炯经济思想研讨会。内容包括三方面：1.整理卓炯论著及学术界评论卓炯经济观点的文章目录。2.介绍卓炯生平。3.讨论:(1)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2)商品经济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商品理论研究现状,广东如何进一步研究;(3)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卓炯的方法论。除发表一会议纪要外，还准备出一论文专辑（后来没出成）。我们决定邀请卓老参加会议。大家知道，青年们与卓老一起认真研讨卓炯经济思想，是对已过古稀之年的卓炯老前辈对青年的关怀的最好回报。此外，还该送点纪念品给卓老。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以广东青年社会工作者协会的名义，赠送给卓老一个"青年导师"条幅，体现全省青年的共同心声。会议筹备期间，我和华南师大几个年轻教师，专门到华南师大哲学所青年教师、书法家张桂光家里，请他写下了这个条幅，作为赠送给卓老的珍贵礼品。

　　会议于3月下旬在广州燕塘大厦开了3天,开得很成功。除了青年们，不少老经济学家也来了。我因为正在学校参加一个美国教师任教的英语师资班的学习，课程安排很紧，"老外"任教很不好请假,想方设法只在3月20日(星期三)抽得出半天时间。只好赴会半天，骑自行车去看望了青年导师卓炯。就在这次会议上，我遇到广东人民出版社袁耀文同志，他当面正式约我以近年研究成果为内容写一本第三产业的书，结果一拍即合。这就有了三年后《第三产业经济学》的诞生。

第十节 扶掖晚辈

　　卓老为什么能赢得年青人的敬仰呢？从1980年到1987年我和卓老近8年"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中，我感觉到这除了他有远见卓识的卓越学术贡献、不向任何政治压力屈服的骨气外，还是因为他在学术之交中处处都体现出对年青人的热诚关怀。这种关怀主要表现为８个字--帮助、信赖、鼓励、扶掖。

　　--帮助:他经常设身处地想到年青人的所处的困难，热心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力量和影响力尽力帮助有难处、甚至处于逆境中的年青人增强信心，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不像一些人那样，只要人家对他顶礼膜拜、阿谀奉承、拍马逢迎，不管他人疾苦、困难；待人接物态度冷漠，动不动就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势对年青人摆学术架子，耍官场威风。

　　--信赖:他对初出茅庐、学有所成的年青人的学术水平表示出充分的信赖，不像一些人那样恪守论资排辈的信条，对年轻人横挑鼻子竖挑眼。1983-84年间，卓老的《政治经济学新探》印出打印稿后，他托人送给我，郑重其事地而又非常诚恳地约我和几个年青人找时间讨论书稿。1987年10月,在卓老逝世几个月后，我在卓老遗稿《〈资本论〉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的编辑处理工作中，才非常感动地获悉，卓老生前曾特别指定书稿要征求我和我的几个同学的意见,表现了他对青年学者的充分的信任。

　　--鼓励:他对年青人的每一成长、进步,　都给予热情的鼓励。8年来,卓老在与我个人接触中，如在我向校外投"处女作"时，在我顺利完成毕业论文时，都给了我很多鼓励；此外，在公众场合，如在推荐我破格提升副教授时，在经济学会议上，在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系、经济所成立大会上，甚至在年轻人调进华南师大时，他都说过很多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我的话。令我感动的是，他说这些话完全是出于对年轻人的成长的由衷的喜悦和关心，毫无个人的动机。平心而论，我和卓老的关系很好，但这只是一种学术交往。我们的私交很少。我甚至记得我8年来唯一送过给卓老的私人礼品，就是1981年北上访学前第一次去卓老家时在越秀北路商店买的一小串香蕉（当时我拿弹簧称复称，气得售货员哇哇叫，所以印象很深）。

　　--扶掖：他甘为人梯，想方设法创造条件,　尽量提携、扶掖晚辈尽快走上成才之路,　尽早挑上学术大梁；对晚辈"青出于蓝"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就,　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决不会像一些人那样由此产生莫明其妙的嫉妒和失落感。1986年夏,我任讲师三年后申报副教授,由卓老作学术鉴定。他在写于7月8日的评语中热诚地指出:

　　"作者自1980年到现在,发表论文50多篇.特别是对于第三产业有独到的研究,1984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一文是他的一篇代表作，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长期以来，只强调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把服务消费品的劳动当作非生产劳动，当作非商品，甚至不承认第三产业的存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也持这种观点。作者在当时环境下，敢于坚持真理，从事第三产业的研究，这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比较坚实的修养。 作者在论述服务消费品的价值实体时，特别引用马克思在考察'劳动的剥削程度'时，分析资本家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时讲的，其'决定性的意义'，是揭示价值（从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只是劳动，而资本家及其一伙不从事劳动，却用各种借口瓜分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理论上确认价值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就排除了资本、土地的'服务'也形成价值的种种谬论，为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来源。…这就解决了两个大问题：第一，物化并非指物质产品；第二，剩余价值也是劳动，并非等于剥削。…"

　　卓老最后在评语中对我进行了十分热情的勉励和充分的肯定,建议把我破格升为副教授。在上级领导和卓老等前辈的支持下，我于1986年被晋升为经济学副教授。

第十一节 最后的照片

　　1987年6月15日（星期一）上午，卓老应邀前来刚成立的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参加84级研究生陈圣河同学的答辩会。会议在经济所一楼狭窄的会议室举行。担任答辩委员的还有黄家驹（主席）、丁家树（导师）、齐咏冬老师和我。卓老是在前一周末参加了中山大学一整天的答辩会后来华南师范大学的。他的评语早在6月3日就写好了。丁老师事后回忆道，卓老来华南师范大学时已很疲倦了。他当时注意到了卓老在答辩会上一边听，一边打瞌睡，甚至发出了轻轻的呼噜声。他想，卓老真是太老了，三个小时的答辩会对他这位79岁的老人来说已是体力不支的重负,以后再也不敢请他老人家来参加答辩会了。谁知这不幸而言中。谁也没有想到,以后就是专请,卓老也不能来了：他老人家永远休息了……

　　在答辩会中休，小陈退场准备答辩提纲时，卓老与黄家驹、丁家树老师坐在会议室里聊天。答辩秘书许镇德抓起相机，把这一情景拍进了镜头。从这张生动而珍贵的照片上看，坐在藤椅上的卓老脸带笑容，谈笑风生,精神状态似乎还不错。但是，答辩会过后仅仅9天，他就匆匆地离开了人间，使我感到震惊和悲痛。我未证实卓老在这９天内是否拍过其他照片，因而不能断定这是不是他生前的最后照片。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他老人家生前在华南师大的最后照片。本来，是我提议并布置了任务，答辩全过程均录音，答辩结束后，答辩研究生与全体答辩委员合照留影（以后这成了经济所的一个惯例）。当时录音是搞了。不记得什么原因，合照这事给错过了，而大家都没想起来。这样，我也就缺了一张与卓老的最后合照，多了一件永远无法弥补的憾事。

　　答辩会结束后，卓老的助手杨永华同志特地请卓老到他安顿不久的家里吃午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黄家驹老师安排了校车将卓老送到中区５栋。当时学校的住宅条件还很差，老杨一家三口住的是一间又黑又闷的小房,仅12平方米，连厨房也没有，要在走廊做饭。尽管如此，据说卓老那天还是显得很高兴。他对老杨说，现在房子太小，等你以后搬了新房，我们再好好地做一顿饭，把黄老师、丁老师他们也请来聚聚。谁知这一餐饭竟成了卓老在华南师大"最后的午餐"……

　　我也没有料到，答辩会结束后,我和经济所师生们在学校小车旁与卓老的挥手道别（我记得因临时要车,车似乎来晚了一点，我们等了好一会儿），竟成了与我尊敬的师长的永别。我真后悔当时没有"不请自去"，闯到老杨家去与卓老共进"最后的午餐"：我那同样又黑又闷又小的宿舍就在杨永华的宿舍旁的中区４栋，不过十几步之遥。

第十二节 深深的怀念

　　据广东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曾牧野研究员回忆，卓老星期一从华南师大答辩回来后,去中山纪念堂参加了几天政协会议。他因从开放冷气的会场出来，被骤冷骤热刺激患了感冒,星期六(6月20日)就住进省人民医院东病区(高干病区)治疗。星期日(6月21日)他感到不舒服。星期一(6月22日)曾院长去探病，带去了卓老被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的喜讯。当时卓炯神志还很清醒。两天后的星期三(6月24日)下午，曾院长主持孙孺同志追悼会(孙孺同志6月15日凌晨去世)。卓老因住院不能去参加追悼会，事先还委托儿子代他去。谁知追悼会刚结束，曾牧野同志就接到卓炯病危的通知。他们马上开车赶到医院，卓老已去世了！这从天而降的噩耗使人们顿时惊呆了！一个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经济学家，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走完了他那不平凡的79年路程。

　　1987年7月5日(星期日),在广州殡仪馆令人心碎的哀乐声中，我和卓老数百名生前好友、同事、学生排着长队默默地向卓老遗体告别。我怀着深深的悼念之情给卓老送了一个花圈。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我第一次感到安卧在玻璃棺的鲜花丛中的卓老个子是那么的小（奇怪的是我平时没有此感觉）。然而,他的高风亮节又使他的形象在他的同行和学生--无论是赞成他的还是反对他的观点的人--的心目中是那么高大。卓老数十年来坚持不懈地研究他所钟爱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提出了发人深醒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经济思想、商品万岁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价值规律为基本经济规律等思想。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的理论的坚定性，不跟风走，不向任何政治压力屈服的气节。此后不久，怀着对卓老的深厚感情，由杨永华同志执笔，梁桂全、郑炎潮、梁秩森同学和我合写了一篇题为"高风亮节，彪秉后人"的悼念文章，在《南方日报》发表，寄托了我们对卓老的深深哀思。　

　　在纪念卓老的时侯，我感到遗憾的是，他的书稿打印出后曾托梁桂全同学带给我，征求我的意见，而我没来得及与卓老谈。本来我读后，曾想过要建议他推敲一下他使用的"简单商品生产"与"扩大商品生产"概念⑧。因为在卓老看来，简单商品再生产是生产规模不变的商品生产，其剩余价值等于零或很小；扩大商品生产则是生产规模扩大的商品生产，有剩余价值。我则认为，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也有剩余价值（其份量不一定小），只是全被资本家用于自己的生活消费罢了。卓老还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初期以前都是属于简单商品生产，而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都是"扩大商品生产"。我则以为，在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中，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都同时并存，并不构成古代与当代经济的分水岭，区别的只是其扩大再生产的增长速度之差。我觉得他把"简单再生产"与"简单商品生产"中"简单"一词的两个不同涵义给混淆了。事实上，前一"简单"指生产规模不变，是相对于"扩大再生产"而言的，可以包含剩余价值；后一"简单"，则指小商品生产，它不包含剩余价值，但也可以是扩大再生产，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言的。考虑到这是涉及卓老的"扩大商品经济论"命名的重大问题，我不能只提问题，还必须想出很好的替换概念，才好向他提出。而我一时也想不出"高见"，加之在广东省青年社会工作者协会和广东经济学会举办的两次卓炯经济思想研讨会期间，我都因恰好参加学校考勤严格的"脱产"英语培训班（说是"脱产"，其实我的授课任务并没减），不能全过程参加，以后也没找到恰当机会与卓老面谈。由于卓老平时身体健康，我也压根没想到卓老会这么快告别人世。这就使我失去当面向他提出建议的机会，成为我永远的遗憾。

　　不过，值得告慰卓老的是，他一直关心、支持着的第三产业研究终于结出硕果。经过从1980年7月到1988年6月的"八年抗战",在卓老逝世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42万字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这一理论成果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较高评价，它也给予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实践和决策以良好的影响。我深深感谢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多年培育、殷切期望、关怀和褒奖，也深深感谢卓老和省内外很多前辈、朋友多年来对我的支持、教诲和帮助。特写此文，以志纪念。 注释：
　　①黄标熊教授（1927-1998）学识渊博，思想解放，对我研究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影响很大。他教我们研究生《资本论》课程一年半,在《资本论》考试时曾出过一道题--"试校《资本论》第三卷的计算笔误"。后来它成了我的一篇论文的题目。我时常怀念黄标熊老师对我的教诲。参见李江帆：回忆我的老师黄标熊教授--追忆黄老师与我的学术交往及对我的教诲，载《接轨腾飞的求索--黄标熊论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曾和杰老师是我们研究生的经济学说史教师。我入学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试论重农学学派关于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萌芽及其现实意义》就是在学习经济学说史课程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
　　③1981年10月15日我在北大第一次拜访肖灼基先生时，他对我说了一番鼓舞人心的话。他说,　我早知道你的名字了。你的文章《略论服务消费品》被我们摘入了《经济学文摘》试刊。我看了今年全国发表的70多篇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文章,还没有一篇是从你的文章的角度写的。你研究这个题目很有意义，十年八年都有搞头。希望你要把它写成一本书。我国这个问题的书还没有。在理论上不要怕，不要怕毕不了业。要有理论的坚定性。科学理论在短期内往往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头七八年也没人理睬。
　　④指当时《学术研究》经济组的负责人欧宣德同志。
　　⑤我很怀念瞿孟飞先生。他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50多岁时与戴圆晨等先生一起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聘为研究人员，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任编辑的。1983年我的硕士论文投稿到处碰壁（其中也包括《经济研究》、《未定稿》等）。后来因我投稿"试校《资本论》第三卷的计算笔误"回应迅速鼓起我的勇气，才将论文试投被誉为"中国皇家学会"最高学术刊物的《中国社会科学》。是瞿先生审稿时发现并充分肯定了我的论文的创新性和科学性，才使它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发表的。他还把该文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发表了。可惜的是，瞿先生的运气远不及戴先生。他因超过60岁无法在北京入户，这又使他连副研究员职称也无法在北京评,最后不得不极不情愿地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重返贵州。1995年底，我在全国生产力研究会年会上非常难过地听到他早已在贵州辞世的消息。
　　⑥1982年11月25日我给同学梁秩森的毕业赠言谈到这次访学:
　　"赠梁秩森：万里长征路迢迢，寝地卧竹习为常;*一朝喜报壮志酬，敢笑三峡美景常。
　　*指在硕士论文外出采访期间,与梁某睡火车椅底、四川竹床"
　　⑦后来我在《第三产业经济学》中用了12.7%的篇幅,约5.4万字对学术界的不同观点作了系统商榷和驳论,　回应了卓老的意见。
　　⑧参见卓炯：《政治经济学新探》，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255页;《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作者李江帆,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E-mail:jiangfanli@163.net
　　1994年6月初稿,原题为"热诚扶掖晚辈的青年导师--回忆卓炯老前辈对我的关怀"；
　　1997年修改稿，辑入李江帆：《第三产业与服务消费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02年2月三稿，略有改动。